在196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对华政策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辩论的重要议题之一。从两党争论的情况看，双方均无意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重大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方面为了竞选政治的需要，试图在对华政策方面作些文章。不过他们的观点差不多就是《康仑报告》的设想。 4月间，美国的《外交季刊》发表了民主党的政策委员会主席、曾经当选参议员、后来在肯尼迪政府中担任副国务卿的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els)的长篇文章《重新考虑中国问题》。鲍尔斯在文章中提出，美国应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目前的中国政权已经“稳固”，而且实力日增。美国在处理有关地区性的事务（如东南亚问题）和全球性事务（如裁军问题）时，如没有中国参与，其成效值得怀疑。至于如何解决中美之间的台湾问题，鲍尔斯提出了所谓的“中台国（China-Formosa Nation）方案”，其内容包括台湾当局从金门、马祖撤军，大陆沿海岛屿中立化以及台湾成立独立的“中台国”。[6] 鲍尔斯的文章很可能反映了民主党方面在对华政策上的主流意见。在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指责共和党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分不清轻重缓急。他一方面继续指责中国推行“敌视”美国和“好战”的对策，同时也公开表示，希望同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并称民主党希望同中国“和平相处是正确的”。[7]他在10月7日和13日的电视辩论中提出，美国应该只保卫台湾，放弃金门、马祖和其他一些大陆沿海岛屿。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则批评肯尼迪是在中国的“讹诈面前屈膝投降”，而他本人决不会把任何地方的“一寸土地让给共产党”。[8]肯尼迪抨击共和党的对华政策并不完全是竞选时期的灵机一动，除了他的竞选班子的建议外，他本人在195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批评过美国的对华政策过于僵硬和倾向使用武力。[9] 不过就如同美国选举政治通常表现出来的一样，肯尼迪和他的政策班子在竞选时期就对华政策发表的言论并没有在赢得大选后付诸行动。根据尼克松的回忆，肯尼迪在竞选期间便通过助手向他表示过，不希望在涉及对华政策的问题上过多纠缠。[10]肯尼迪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意识到，在美国国内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在总统竞选中过多地强调改变对华政策是不智之举。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多少表现出调整对华政策的意愿。他在1961年2月1日主持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次会议上，曾经讨论过是否可以略微放宽对中国的贸易禁运，允许西方盟国的船只为中国承运粮食。肯尼迪在会议上要求国务院进一步研究可行的办法。[11]在华沙的中美大使会谈中，美方也曾经提出交换记者和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等建议。[12]考虑到当时中国国民经济正面临严重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国际上大量采购粮食等情况，肯尼迪政府的上述想法还是有一定的象征性的。 不过肯尼迪的这些政策“微调”很快便不了了之了，其原因主要是包括肯尼迪在内的参与处理中美关系的人物们，基本上没有理解中美关系的症结，以及中国政府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他们一直企图绕过台湾问题，通过一些“微调”先缓和中美之间的气氛。问题恰恰在于，即使像鲍尔斯那样曾经试图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人物提出的办法，当时根本不可能为中国领导人所接受，而且只会增加他们的怀疑和敌意。 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显然也在考虑和试探缓和双方关系的可能性。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Louise.Strong)等人时曾表示，他希望“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泳”，阻碍他的是共和党政府的三位领导人：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杜勒斯。[13] 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进入高潮时，周恩来于8月30日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周恩来指出，美国方面企图绕过台湾问题来缓和中美关系是行不通的，至于所谓的“中台国”则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军撤出台湾的问题上，周恩来提出了比以往灵活的建议，即美国首先必须同意从台湾撤出其军事力量，至于美军何时和如何撤出台湾的具体步骤，可以随后讨论。[14]10月18日，周恩来再次会见斯诺，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裁军、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核试验和台湾等等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现出对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的观点了如指掌，而且此前他在旅途中还向斯诺详细介绍有关中苏分歧的情况。由此观之，至少可以肯定周恩来对谈话是有所准备的。[15]四天以后，即10月22日，毛泽东同斯诺讨论了肯尼迪与尼克松的电视辩论的有关内容。毛泽东集中阐述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和政策，指出中国会把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里，中国“要的是整个台湾地区”，不过中国会承担维护和平的责任，不主动向美国开战，并“要谈判解决”台湾问题，“不要武力解决”。[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