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中期，美国对华政策开始酝酿重大的调整。这一时期中美两国的尖锐对抗和在越南战场进行的间接战争，无疑推迟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进程，但同时也为美国政府根本改变其政策造成了必不可少的主客观条件。迄今为止，国内的有关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一类研究着重于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华舆论的变化，研究成果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另一类研究则是勾勒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因为受到论著体例和篇幅的限制，这类研究成果与前者相比，其论述可以说是比较粗略的。[2]本文的目的是在综合上述两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期揭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及其后来转变的必然性。 （一）肯尼迪上台前后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 从50年代末开始，美国社会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要求改变美国僵硬的对华政策的动向。这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其一是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给美国对话政策造成了冲击，它使美国朝野担心因台湾问题而导致美国与中国大陆的战争。[3]其二是美国政界一些人认为，有必要根据变化的世界形势，重新审议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这种动向的比较典型的反映是1959年出台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后来被简称为《康仑报告》。 1958年春季，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该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 Fulbright）的主持下，就美国对东亚、南亚、非洲、欧洲以及拉丁美洲的政策，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目的是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一次系统的检查。5月间，参院外交委员会根据听证会的情况及其效果，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讨论全面研究美国对外政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小组经研究认为，进行有关的研究既有必要又切实可行。7月15日外交委员会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参议院授权进行有关的研究。31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授权外交委员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一次充分而全面的研究”，并拨款30万美元予以资助。《康仑报告》即是这项研究的产物之一。 《康仑报告》出台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报告突出了中国的重要性。该报告虽然分为南亚、远东和东南亚两个部分，但是综观全文，不论哪一部分都包含着对中国的严重关注。正如报告所指出的：“共产党中国是美国在亚洲面临的最复杂和最严重的问题”，“对我们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没有再比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更起决定性的作用了”。报告还指出，美国应该确认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中国的政权是稳固的，而不是像当时许多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暂时的现象”。报告称“大部分迹象表明，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只要不和美国作战，中国共产党政府长期存在下去是非常可能的”。其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迅速增长，“非常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作为一个主要世界强国而出现”。所以报告提出，美国的对华政策“不管具体形式怎样”，都应该根据上述“假设来实施”。[4] 其次是《康仑报告》实际上已经成为后来美国朝野人士考虑对华政策的重要参考。在后来一段时间里，美国各方人士曾经多次提出改变对华政策的设想和建议，但是他们都没有超出《康仑报告》设计的框架。此外，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参与策划这一项目的人包括了很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如富布赖特和后来担任总统的肯尼迪(John F.Kennedy)。报告的撰写人包括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宾诺（Robert A.Scalapino）等。这些人在政界和思想界都有着重大的或独特的影响，所以报告所包含的一些重要想法必然会被传播并保留。 根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计划，《康仑报告》出台后准备继续就对华政策问题举行听证会，以便就对华政策展开讨论。不过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显然不存在重新考虑对华政策的任何条件，加之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结束不久，美国内对中国的敌意相当强烈，所以国务院决定不派人参加听证会。11月间《纽约时报》登载了《康仑报告》的内容，结果引起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应。最后由美国国务卿赫脱（Christian A.Herter）亲自出面发表声明，并且国务院还专门出版了有关台湾问题的小册子，表示美国确实“无意改变现行政策”，这才将事态平息下去。[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