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9日，肯尼迪发表特别声明，声称“美国坚决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或联合国的任何机构”。[26]史蒂文森也在联合国大会拼命鼓噪，于12月1日提出了所谓“重要问题案”，即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取代台湾当局的位置，必须要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国家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27]12月15日，联合国大会以61票对34票、7票弃权，表决通过了美国牵头的“五国提案”，将中国进入联合国列为“重要问题案”，从而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设置了新的障碍。 中国政府对美国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抨击肯尼迪政府是在搞“反华新阴谋”。[28]至此可以说在肯尼迪任内，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消失了。 二，陷入绝境的对华政策。 国内新的研究成果认为，肯尼迪有意在他的第二任期（如果他能竞选连任的话）重新审议对华政策，其根据是肯尼迪在遇刺前不久，曾经在1963年11月14 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当红色中国人表示其愿意同美国及其邻国和平相处时，那么很明显，美国就将重新审议自己的政策。我们并不墨守对红色中国的敌视政策”。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Roger Hillsman)于12月13日发表了经肯尼迪审阅过的长篇讲话，其中首次提出要对中国采取“不把门关起来”的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美国“对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敞开大门，对那里出现的能够促进我国利益、服务于自由世界和有益于中国人民的变化，不把门关起来”。[29]由于肯尼迪被刺身亡，人们无法证实上述观点的可靠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这时的美国对华政策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且约翰逊政府也未能采取、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能设想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步骤来解决问题。 从肯尼迪到约翰逊两届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即中苏分裂、中国发展核武器和越南战争等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1，关于中苏分裂问题。     从中苏结盟之日起，美国政府便一直试图使用各种手段，离间和分化中苏关系。肯尼迪上台后，面对渐行渐远的中苏关系，在继续奉行促使中苏分裂政策的同时，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中苏分裂。 肯尼迪上台后不久，即下令对中苏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可能是因为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在竞选期间曾经在中苏关系问题上写信向肯尼迪进言，肯尼迪于是请他再度出山，主持有关中苏的研究项目。凯南在1960年8月1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声称：在最近的将来，对美国而言“没有比保持中苏之间在观点和政策上的分歧更重要的了”。[30]到1961年底，该项目由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完成了初稿，全文长达77页，题为《中苏分歧与美国的政策》。报告的主要观点是，社会主义阵营正在分裂，中苏分歧表面是意识形态之争，实际上是双方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也是难以弥和的。从长远的角度看，中苏分歧符合美国的利益，但从近期看美国未必会立即获益。因为中苏仍然都将美国视为敌人，而且由于中国的“好战”，美国在东南亚将面临更严重的挑战。[31] 1962年1月2日，国务卿腊斯克首次主持召开了专门讨论中苏分裂的国务院政策计划会议，会议讨论的依据便是上述凯南主持完成的报告。与会者认为，中苏分裂具有“前所未有”的历史意义，但由于缺乏有关的情报，美国难以对其发展及其影响作出判断和反应。腊斯克在会议上决定，有必要动员朝野力量，进一步收集情报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资深外交官、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Charles Bohlen)在讨论中声称，苏联与中国的分歧就像是“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一样，中国比苏联更激进，美国可以支持铁托，但不能支持中国那类的“左派”。[32]波伦的观点在美国政府中有相当大的代表性。 根据此次会议的建议和安排，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美国的思想库、甚至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有关机构，均对中苏分裂的情况展开研究。综合起来看，美国各有关方面主要关心的问题包括中苏分裂的程度、性质、未来的发展、以及中苏分裂对两国对西方的政策的影响等。随着中苏分裂的日益加剧，到1963年夏季，肯尼迪政府大致断定，中苏分裂已经不可挽回了，而且对中苏未来的冲突可能达到的程度有些预测，如估计中苏有可能发生边界军事冲突等等。[33]实际上从60年代中期中苏发生边界纠纷后，约翰逊政府已经多少获得了一些有关情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