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这一思潮发展到当代又有了不少变化，更加开放。其思考对于当代文化建设也有一定意义。例如：
1．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东亚现代化不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传统与现代不仅仅是单线递进的关系。东亚诸国的现代化有自身的内发性，是在世界与东亚、世界与中国互动背景下自身的调适与发展的历程。东亚现代化有自身的精神、制度、人才资源。当代新儒家提出了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现代性在西方诸国有不同的内涵和特质，其在东亚及世界其他地区也应当有不同的形式、内容与精神。当代新儒家充分重视协调世界思潮与民族精神，整合世界性与根源感、现代性与民族本己性。全球化问题在我国大规模地讨论之先，当代新儒家思潮已经提供了不同于启蒙理性的新的思路，率先体认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同地域的文明都蕴藏着现代的的价值，可以进行创造性转化。全球化绝不意味着某一种话语霸权的进一步扩张。在东亚诸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其地域与民族的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已经并将继续起着巨大的多重作用，在一定层次或程度上创造并丰富着现代化、现代性的新模式。
2．强调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互动，重视“文明对话”。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末期已经开始了跨文化比较与对话的工作，虽不免粗疏，却代表了一种思路。唐君毅等的1958年《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虽因强调一本性而遭到不少批评。当代新儒家为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做了大量的工作。文明冲突在历史上和现时代已屡见不鲜，唯其如此，文明对话与沟通才尤显重要。文明对话与沟通如何可能呢？首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自识。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恰恰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三代新儒家更强调开放性。杜维明指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不是零和游戏，不必采取你争我夺的方式，越交流双方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以发扬传统精致文化为基础，和西方深刻的价值进行沟通，我们应向两方面开放，要向当代西方而不是狭隘意义上的工具理性和只突出富强价值的西方，而是当代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精神源头充分开放。要了解基督教、犹太教、回教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了解古希腊的哲学智慧，了解中世纪的发展对西方的影响。”多元性的中国文化与多元性的世界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文化对整个世界未来的多元、良性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3．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重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宗教、文化学者非常关注世界伦理的问题。这显然必须调动世界各宗教、文化、伦理的资源。鉴于当代纷争的世界需要取得伦理共识与和谐的相处之道，1993年，天主教背景的孔汉斯（Hans Kung）教授起草的《世界伦理宣言》为不同宗教的代表所签署。该宣言把包括孔子在内的、世界上各文明、各宗教的原创性的思想家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放到了重要的地位。孔子的这一思想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的“为己之学”与“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有着现代意义。发挥“和而不同”“理一分殊”的睿识，可以解决既尊重差别又平等互待的问题，并接通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调动儒家资源来参与新的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建构亦已成为热点。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不同思潮相互激荡、共同耦合的过程，文化保守主义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还有生命力，还将继续存在下去，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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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美]艾恺(Guy Alitto)：《文化守成主义论》，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6年1月版。
[2] [美]史华兹：《论保守主义》，《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0年6月版，第20~21页、33~34页。
[3]参见刘天纯：《论外来文化与“日本文化”》，《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1期。
[4]姜义华：《章太炎与中国文化的新旧嬗替》，《文汇报》1986年7月22日。
[5]详见拙作：《五四与·文革”二题》，《湖北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文化多元论纲》，《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6] 《孙中山全集》第七卷，第60页。
[7]参见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东方的黎明》，巴蜀书社1988年4月版；龚书铎：《论孙中山的文化观》，《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8月版。
[8]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正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国粹派和尼采的文化观。
[9] 《学衡》的主编是吴宓，参与者有梅光迪、刘伯明、柳诒徵、汤用彤等；主要撰稿人还有：王国维、陈寅恪、蒙文通、胡先驌、张荫麟、郭斌和、释太虚、缪凤林、刘盼遂、郑鹤声、刘永济、景昌极等。
[10]详见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论新文化运动》，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缪钺：《与学衡编者书》，分别载于《学衡》1992年1、4、12期；1926年第56期。
[11]侯健《梅光迪与儒家思想》(《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272页)还介绍了一些《学衡》的盟友，如章太炎、黄侃、吴梅、汪荣宝、朱祖谋、吴芳吉、钱基博等。与《学衡》性质相同的同人刊物，还有《史地学报》(南高，1921—1924)、《湘君季刊》(长沙明德学院，1922)、《国学丛刊》(南高，1923—1926)、《华国月刊》(1923—1926)等；，其后还有《国风》、《国命》、天津《大公报》副刊等。又，吴芳吉的朋友，与吴同年生卒的蜀中大学者刘咸炘，字鉴泉，学富五车，中西会通，著《推十书》凡二百三十一种。刘鉴泉亦属于这个阵营。详见业师萧萐父先生：《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吹沙二集》，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
[12] [美]傅乐诗(CharlotteFunh)：《现代中国保守主义的文化与政治》，《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第71页。
[13] 《思想与时代》杂志，由迁徙到遵义的浙江大学张荫麟等发起创办，主事者还有张晓峰(其昀)、谢幼伟等。张荫鳞1942年10月去世后，该刊由谢幼伟主编，先后在贵阳印行了40期，复员后于1946年12月在杭州复刊。这一刊物经常发表熊十力、钱穆、冯友兰、贺麟、贺昌群、朱光潜、洪谦、周一良、韩德培、缪钺、唐君毅等人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