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史华慈（B．Schwartz）认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出现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他们三者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的；西方“保守主义起于对启蒙运动之主流的‘辩证的反动’”，英、德的保守主义是针对法国革命这样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2]史华慈认为，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有的只是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肯认传统文化价值而很少肯认当时的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陶希圣是一个例外）。
一、文化反省的多维性与五四传统的另一面
现代化从易北河以西的欧洲部分向易北河以东的地区乃至全世界推进，几乎给这些地区都带来了“文化危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几乎都是对西欧近代文化的价值既吸纳又排拒的双向对流的过程，在推就之间，走上了民族文化启蒙或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西化”还是“本土化”，“体用之别”，“内外之异”，并非我国所专有。“西方文化派”与“本土文化派”的论战，更为普遍。
在这种文化危机中，文化保守主义者为大势所裹挟，逐渐认同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值得深究的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是，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现代化终究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其二是，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和工业文明对整合的人性的肢解，出现了人的真实存在性的丧失并化为抽象性的危机，因此，不能不重新省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异化），特别是人的生命存在、道德境界与精神价值的问题，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前者是现代化的民族化问题，后者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现代化、启蒙或五四传统之外。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确立的正义、理性、自由、真理、民主等观念传到落后、保守、分裂的德国，德国的知识精英如赫尔德（他自己也是启蒙思想家）等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与所谓的“普遍价值”相对抗，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的“普遍形式”，甚至认为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而没有什么普遍与永恒的价值或原则，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而没有普遍的人类，以此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赫尔德文化哲学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赫尔德在德意志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占有显赫的一席，他的思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化大体上经历了从“欧化主义”到“日本主义”到“和洋折衷化”的过程。明治维新运动的头20年，日本知识精英强烈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以后出现了“国粹保存”思潮（我国国粹派的“国粹”二字来自日本）；再以后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在经营方式、引进技术设备等方面都没有全盘照搬先进国家的办法，善于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外来文化思想，甚至转而保存传统的日本生活方式。[3]可见“国粹保存”思潮在日本近代（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亦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是仅仅只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呢?不能这样看。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由有三：
第一，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具有多维性。
对中外文化进行多重的全面的反省，是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和新旧文化嬗替之际，多数知识精英所持的态度。早在五四以前，章太炎就十分重视西方的文化学术，以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参照系，但又不囿于此，又十分尊重中国乃至印度文化自身的发展，将这些异质文化的不同表现，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认真地分别加以研究。论者指出：“章太炎不为传统文化所禁锢，不对西方近代文化盲从，对这两者都坚持了反省的态度，同时开启了两座闸门：一是激烈批评和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正统文化的闸门，二是怀疑、批评乃至摒斥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闸门。双重的反省，有助于寻觅中国文化自身近代化的特殊道路。”[4]尽管章氏自己后来也不能驾驭这两股潮流，但至少说明五四思想家的前辈已具有这种慧识：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多重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