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在大后方与《思想与时代》相类似的还有唐君毅与周辅成合办的《理想与文化》，以及《中国文化》（四川壁山，1945年创刊），《图书集刊》（四川省立图书馆，1942年创刊）等。1947年，牟宗三和徐复观在南京分别创办了《历史与文化》和《学原》，其中尤其是《学原》，成为现代新儒家的重要阵地。
1949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1951年，王道在香港创办《人生》杂志。现代新儒家以此为基地，“再植灵根”，弘扬儒学。港台或海外新儒学运动中最著名的事件，是1958年1月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联名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的宣言。
《宣言》主要是针对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解而发的，但反映了流寓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忧患意识”。《宣言》认为，“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中国文化不是“死物”“国故”，乃是“活的生命之存在”，“今日还有真实存在于此历史文化大流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努力使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客观精神生命的表现”，继续发展下去。中国文化虽有多根，且不断与外来文化融合，但它的根本特点乃在于“一本性”，即在本原上是一个体系，并有一脉相承之统绪。中国文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实践，不仅仅是一种外在规范，以维持社会秩序，而且是一种内在精神生活的根据，包含有宗教性的超越感情。由孔孟而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的精神生活的形上学。“我们不能只以一外在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化之价值，指导中国文化之前途。”将哲学、道德和宗教结合为一的心性之学认为，人的生命涵有一生生不已的仁心，由这一点仁心的体证不断扩充，可以由内在接通超越，由有限体证无限，解决人的终极托付的问题，使人达到安心立命的境界。“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理想，是要使中国人不仅由其心性之学，以自觉其自我之为一‘道德实践的主体’，同时当求在政治上，能自觉为一‘政治的主体’，在自然界、知识界成为‘认识的主体’及‘实用技术的活动之主体’。这亦就是说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建国，亦需要科学与实用技术，中国文化中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15]。
这里表现了后五四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一种普遍心态。第一代新儒家中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反复讨论了中国文化何以未能产生科学与民主的问题，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则提出了以民主政治或民主建国作为“新外王”的第一要务，以科学知识系统作为“新外王”的材质条件，充实中华文化生命的内容，以使中国人的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
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及科学技术，致使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工业化，按照他们的理想方案，实现现代化必须以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为科学与民主立根，以西方的知性和政道补正、扩充和发展儒家内圣之学。他们观照中西文化，认为“综合的尽理精神”的中国文化过分重视道德理性（即“仁心”）的“运用表现”和“内容表现”，缺少了“分解的尽理精神”的西方文化的“架构表现”的环节，“外延表现”不足，只有道统而无学统（无科学的知识系统），只有治道而无政道（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文化的弱点和不足。有鉴于此；牟宗三提出了“三统”之说：道统必须继续，即以内圣心性之学为立国之本；学统必须开出，即吸纳、融摄西方传统，由道德主体转化出知性主体和实用技术活动之主体；政统必须认识，即肯定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性，由道德主体转化出政治的主体[16]。
60年代在台湾，也发生了好几起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战。例如1961年底徐复观与胡适的论战，以及由此引发的胡秋原与李敖的官司等等。但总起来说，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相互渗透，这两大派的第二代著名代表殷海光和徐复观于60年代中期化敌为友，握手言和。殷氏在临终前认同传统文化的价值，徐氏则被公认为是“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的人杰。
台湾的文化保守主义，主要是新儒家，通过与欧美、大洋洲和东南亚各地学者的广泛交往，在国际学术界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流派，在美籍华裔学者和台港学者中已有了第三代代表人物（如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有了很多国际性的学会和一些同人刊物（如台湾出版的《鹅湖》杂志等等）。台湾《鹅湖》学派、香港霍韬晦先生的法住文化书院等召开了许多国际会议。美籍学者吴森说：“当代儒家思想可能是大陆中国之外最有影响和传播最广的思潮，除了它拥有众多的倡导者和拥护者外，它还通过台湾的教育制度，以及在某种范围内，通过香港一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保持着它显赫的声望和很高的地位。”对新儒家持批判态度的台湾学者韦政通说：“民国以后的学术思想史，新儒家虽然是一个保守的立场，但往长远看，这个新传统，尤其在哲学方面，会占一个重要地位。”[17]
三、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见弊得失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从“国粹派”到“学衡派”到抗战时期的新儒家到当代新儒家，的确是有师承、有统系、有文化共同体、有丰硕成果的精英文化流派或思潮。其得其失，都比较突出。
第一，试图建立主体性的中国文化系统。1907年前后，当鲁迅还是章太炎的门生和“国学振起社”的成员时，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偏至”（重物质、重多数）表示不满，他希望通过“立人”来使“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强调新文化建设需要“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这是革命派中“国粹主义”思潮对洋务派的“黄金黑铁”崇拜的反应。从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到吴宓、梅光迪，几乎都一致认为民族的存亡不足计，只要文化能够衍续就够了。“学衡”派的文化建设方针仍然是：“于国学则主以功实之工夫，为精确之研究，然后整理而条析之。明其源流，着其旨要，以见吾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于西学则主博极群忆，深窥底奥，然后明白辩析，审慎取择，庶使吾国学者，不至道听途说……陷于一偏而昧于大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