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至1924年发生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站在科学派健将对面的玄学家是极力推行西方民主政治的张君劢、张东荪，以及林宰平、梁启超（中间偏玄）等。科学派的丁文江、唐钺、吴稚晖、王星拱、胡适等主张实验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而玄学派则主张倭伊铿、柏格森、杜里舒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场论战是西方哲学界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争论的继续。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样，科玄论战的水平不高，不可能解决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人生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客观必然与意志自由等等问题，但把这样一些问题提出来讨论，则是我国思想界的一大进步。张君劢的人生哲学和文化哲学提出了纯科学解决不了的人生问题和文化、历史问题，认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改造，不能忽视道德修养，应防止西方文明的流弊，协调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似不能完全加以否定。
1925年成立，维持了4年之久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应值得人们高度重视。该院主持者是吴宓，先后执教的导师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该院风格兼取中西之长。从该院毕业的学生有74人，大多成为人文教学和研究的种子。其著者有王力、刘盼遂、刘节、高亨、谢国桢、姚名达、徐中舒、蒋秉南、姚薇元、姜亮夫等。
1922年创刊的《学衡》杂志，在10多年内（1933年停刊）聚集了一批文学和史学界精英，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重镇。[9]《学衡》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但在实际上，《学衡》对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中，吴宓、梅光迪、汤用彤提出的“东西历史民性的差异性”问题，选择中西文化真正的精华加以融会贯通的问题，摒弃浅薄、狭隘的学风的问题，都有积极的意义。他们对中西文化作过切实的研究，有透辟的分析，因而多从学理上主张既“保存国粹又昌明欧化”，既反对菲薄国学又反对保守旧化，批评双方引进的西学（如前者引进的杜威、罗素，后者引进的柏格森、倭伊铿），“均仅取一偏，失其大体”，主张忠实全面地介绍、阐扬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孔子、墨子、庄子、佛教经典在内的东西方文化精粹[10]。《学衡》连载的缪凤林的《中国民族西来辨》、柳诒徵和陆懋德分别撰著的《中国文化史》，都有极高价值。[11]
“学衡”派沿着“国粹”派的思路，更加强调政治的根本在于道德；在文化哲学的取向上，“学衡”派推崇白壁德（1．Babbitt）、穆尔（P．E．More）、薛尔曼（S．P．Sherman）等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者。白氏等人提倡人文道德、反对文艺与生活中粗浅滥污、浮靡颓废之趋势，拒斥科学一元论，认为文化与人生的规律根本不同于自然与生物的规律。
1927至1937年间，有关国学的基础教育在公私立中小学中普遍受到重视，公私立大学的中文、国文系办得很好，甚至连所有的教会大学都相继建立了相当不错的国文系，作为通识教育的“大学国文”的课程建构起来并延继到抗战时期。在此期间，社会民间文化的空间比较大，在官、民、学三股力量的支持下，国学、国医、国药、国艺、国乐、国术、国画、国剧等都兴盛起来，形起了“国字号”的社会文化运动。这些，恰好是在借鉴西学及中西学合流的背景下产生的，然而，毫无疑问，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1935年1月，国民政府官方和陈立夫先生授意陶希圣、何炳松、王新命、黄文山、萨孟武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引起了关于本位文化问题的论战。《宣言》遭到真正的“全盘西化派”的陈序经和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等人的批判。具有强烈官方色彩的《文化建设月刊》（1924—1937）学派在持论基点上与“国粹”、“学衡”和我们下面要谈到的“现代新儒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即他们是“把价值建立在民族文化本身的现世层面，并且因而他们的现代化理论以科学主义式的混合主义为基础。他们强调科技是历史发展的枢纽，科学思想就是现代社会秩序的自然伴随物，并且主张按照科学标准来调和中西方的精华”[12]。陶希圣等“文化建设派”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认同当今而不是发掘过去，以科学主义而不是以人文主义持论，都表明他们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潮。但应当承认，他们在知识界仍有一定的影响。
文化保守主义在贞下起元、民族复兴的抗战期间获得长足的发展。在此期间，出现了大量的融会中西印思想文化精华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史学著作和哲学著作。其中包括熊十力富有原创性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理学》等“贞元六书”；金岳霖的《论道》；贺麟的《近代唯心论简释》；钱穆的《国史大纲》；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复性书院讲录》；唐君毅的《道德自我之建立》等等。抗战胜利之后，还有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贺麟的《文化与人生》等。这些著作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够以比较健全的心态认识和理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足于转手贩卖，又不沉溺于盲目陶醉；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同，有了比较清醒的理性的依据，对于现代世界必然之势的认同，则增加了情感的强度；在对古今中外文化精髓有了深切了解的前提下，综合熔铸，试图创造出新的文化系统。
这一时期文化保守主义的活动，主要有：1939—1940年间，马一浮、梁漱溟、张君劢分别在乐山、北碚和大理创办了旨在弘扬并复兴中华文化的复性书院、勉仁书院和民族文化书院。1941年，《思想与时代》杂志[13]创刊号上刊载的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论文，被台港和海外学者看作“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的宣言。该文明确提出了“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否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认为民族文化的复兴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复兴，“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贺麟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因为它“破坏和扫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