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与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化开放及其多元趋向，被后世的史家大大地简约化了。对五四运动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的研究者，几乎都相当一致地对五四传统做出了单维性的诠释。在我们看来，五四传统或五四思潮显然不仅仅包括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而且包括民族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或传统主义）；尽管以上每一思潮的内涵相当复杂，边界不易确定，相互搏击又相互发明，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变迁频繁，然而这几大思潮的存在及其对后世（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国学热）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
五四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彼时每一思潮、流派内部与外部争鸣的复杂性，多样的外来文化与多样的本土文化涵摄、结合的丰富性，为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性和广阔的文化背景。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传统（包括五四以来90年的新传统）的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作为五四主潮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的反传统及全方位开放，冲破桎梏，吸纳西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5]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能涵盖文化反省的全部意义。反传统，揭露传统的痼癖，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是文化反省的首要前提和重要方面；通过洗汰，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样是文化反省的重要方面。“百事不如人”的虚无主义尽管事出有因，但毕竟不可能做到健康、全面地体认传统。
既然从“前五四”到“五四”到“后五四”，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乃至多重的反省已构成百多年来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当然不能把文化守成主义排斥在新传统之外。
第二，“从离异到回归”的导向具有规律性。
无论是从百多年来各领风骚、相互取代的不同思潮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近现代众多思想家自身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从批判到认同，从离异到回归，几成普遍现象。思潮的更迭，不必贬斥为“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的恶性震荡，实际上每一次循环，都提扬到了新的高度。至于思想家们，如严复、梁启超们的回归，也不必看成是堕落、复旧，他们晚年对东西文化冲突作出的不同回应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思想内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晚年反对盲目排斥一切传统，主张好的保存、不好的放弃，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6]这实际上是他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总结。“离异”与“回归”也并非中国土产，中西双方双向对流，各有一部分人背离自己的传统，向对方所扬弃的传统靠近，另一部分人则回过头来重新省视、解释、肯定并重建新的文化传统。[7]文化保守主义即出现在这样的震荡之中。
第三，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启蒙具有特殊性。
五四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最值得体味的是文化多元格局。这种格局实际上在清末就开始了。扫除蒙昧，启发民智，打破中国中心、华夏中心，以及将中国文化化约为统治阶级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痼癖，肯定外来文化的价值，也肯定非统治阶级文化或非儒家正统文化的价值，这在实际上把人们的文化视野、观念从绝对主义、教条主义、一元论式导向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价值观。五四主流派的启蒙呐喊，始于多元，终于一元，打破了一种褊狭，导致了另一种褊狭——不管实际上对国民启蒙有多么巨大的困难，这种思想逻辑的背反，例如把科学讲到唯科学主义的地步，把民主讲到不民主的地步，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启蒙的内容和方式应当具有不同的特点；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条件不同，文化启蒙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步骤也应注意到它的特殊性。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客观上修正了主流派，坚持中西融通的兼综导向，重视不同民族文化启蒙的不同特点，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多少年来，在对近代文化和五四文化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把主张文化的“西化”或“苏化”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进步的、革命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又是不全面的。离开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上述思潮便失去了张力。不惟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文化现代化重建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总之，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思潮和五四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
二、文化守成主义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内容
前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国粹派——章太炎和刘师培。众所周知，他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者。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是激进派；在文化层面上，他们则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危机作出了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本土文化的阐扬都非常之驳杂。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所提倡的“保存国粹可以强国”的思想影响下，1904年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次年初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出狱赴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久，东京留学生中成立“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旋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任社长，钱玄同和鲁迅兄弟参与。[8]同时，刘师培、章太炎改变《民报》编辑方针，使之变成深奥的国学刊物。在此先后，严复、梁启超转化到绍述国学的立场。
国粹派的基本口号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基本思路是以保文化来救国家、救民族，以国粹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派对社会进化、工业化与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性的背反，表示了困惑和不安。他们从历史、语言、文化与种族的具体而特殊的关系出发，界定“中国性”，探寻文化价值之源。他们的思考，不仅成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而且成为包括胡适、鲁迅、顾颉刚、郭沫若等在内的各派学者的思想资源之一。
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青年》派分庭抗礼的，有大家所熟知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笔名伧父）及其继任者钱智修和作者陈嘉异，有《甲寅》周刊的主编主撰章士钊（孤桐），有《欧游心影录》的作者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者梁漱溟等。1915—1927年发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就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方而言，在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和“回过头去走儒家孔子的道路”等等充斥臆说和带有不少谬误的论说之中，仍然包含着部分的真理，例如，揭示帝国主义战争所暴露的人类文明的危机，关于对科学万能论的怀疑，关于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不同于西学的价值，关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的多元参照，关于人类文化起源、发展路向和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及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等等，不能说没有借鉴意义。其实，杜亚泉先生为把西方科学教育引入国民教育系统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