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的常变观命题。董仲舒以“天”为万物的最高主宰，认为“天”是“神之大君”，是“万物之祖”，无论是自然界的变化，还是人类社会的礼乐教化，都体现了天意，因此他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所讲的“道”，主要指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举贤良对策》）董仲舒认为，封建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由天决定的，天意不变，这种最高原则也不变，一个新的王朝建立后，对某些具体制度可以有所改变，但“道”，即封建社会据以存在的根本原理是不能改变的。他说：“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理；受命于在，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春秋繁露•楚庄王》）改制只是作一些更称号，改正朝，易服色等枝节的改变，不能触及根本大道。与这种观点相联系，董仲舒提出他的“经”与“权”的理论。“经”指经常、通常，即原则性。“权”指异常、非常，即灵活性。他说：“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即既有原则性的东西，也有灵活性的东西，但“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春秋繁露•玉英》）即变动只能是在原则允许下的变动，超出被允许的范围，是绝对不能变的。董仲舒既强调“经”，又提出“权”，表明他并不主张一成不变。但由于“变”只能是以“不变”为前提的，因而他最终还是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的这个命题，在中国封建社会有很大影响。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说：“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曾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从先秦诸子着重讲“变”到董仲舒着重讲“不变”， 是中国古代常变观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它表明全国性的封建大一统政权建立后，统治阶段为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找到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