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思想文化领域的国学热相比，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国学热，其学科反思的力度也毫不逊色，“国学”的提出对应的问题是现代的学科分类系统和由西方学术术语所构建的学术体系对于理解传统中国思想的困难，从1990年代开始文学等学科开始了对于学科本身的反思。近年来哲学界所开展的对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重点也是对于学科规范的反思，侧重探讨外来的范畴体系和哲学观念来整理中国哲学的穿凿附会。

但是，“国学”学科化并不是解决学科分割和意义系统丧失的有效途径，因为，将边界不明的“国学”引入的学科体制的讨论，或者作为现行学科的一种纠偏机制，效果可能恰好相反。因为国学研究中本身包含着解构传统意义的向度，例如，1920年代在科学主义立场下的国学研究，其根本目的恰好是要说明传统的价值观应退出中国人的生活，并批评人们对于古学的留恋。

如果一定要为禁锢于学科局限的古典研究寻找一种补偿机制，那么已经有悠久历史的“古典学”[25]可能是最为合适的学科方案，这样可以有效地过滤沉淀在“国学”上的“意识形态”和“非科学”影子，使其形成一种学术性的机制。



三、“国学热”和超越国学



19世纪，一度发展滞后的日耳曼地区就出现了强调不同国家的“特殊性”，拒绝采用英法等国学科区分标准的“国家学”，但最终在20世纪初消失。在中国也一样，国学最初的出现一方面是要提振民族自信，但同时也是对西方学科的抵触性反应。因此，许多国学大师均认为提出国学是一种权宜之计。最为典型的国学大师章太炎、钱穆等人，也均认为国学这概念在最终意义上并不成立。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便认定“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的确，对于“国”的强调，无论是基于建立民族国家、提振国民信心的角度，还是强调文化的本土性的角度，均是弱势国家和弱势文化的防御心理的反映。

民族精神的建立和民族复兴的理想是建立国家认同的基础，国学的意义非可等闲视之。我们需要从文化的传统中发掘和继承符合人类发展规律和丰富民族精神的积极内涵，为民族复兴提供精神动力。但是，国学也不应该成为拒绝吸收别的人类文明的借口。

就学科意义来说，国学作为一个与国外学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一个自足的范畴，而是一个依靠对象参照来凸显自己的特点的名称，因此对象和方法均十分含混。从国学发展的历史看，同样的国学研究者可以是传统价值的支持者，也可以是传统价值的批判者。因此，马一浮先生说，国学这词虽然已为大家所习用，其实并不恰当。“照旧时用国学为名者，即是国立大学之称。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对于外国学术之谓。此名依他起，严格说来，本不可用。今为随顺时人语，故暂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学术为解，所含之义亦太觉广泛笼统，使人闻之，不知所指为何种学术。”[26]

的确，当下国学概念的混乱，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有人说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总称；有人说国学就是儒学；也有人说，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这都有道理，但都不足给国学以恰当的规定性。

所以，当我们回顾国学发展的历史，反思当下的国学热的时候，应该承认，当下国学热的出现是全球化和多元化矛盾在中国当下的一个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当下政治合法性和道德重建的内在需要的体现，有它的合理性。同时作为学科意义上，“国学”可以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的学科分类对于解释传统的学术资源时的困难。

但我认为，国学的最佳定位是作为一种批判性的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学术传统的独特性和中国自身价值立场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拒绝西方的学科体系才能有效地延续本土文化的精神。同样，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对于人类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忽视。当科学和人文得到有机的结合，当文化认同由强化族群转化为强调人类的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强调国学目的则是要超越“国学”。

[责任编辑：柯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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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曾与刘笑敢、陈静、方朝晖、刘宁、唐文明、陈璧生等先生讨论，他们不但提供了观点上的启示，也帮助订正了一些表述和文字上的失误，在此致谢。但文章的不当之处则完全由作者负责。

[②] 国家广义地说可以指一切治权独立的政治共同体，但本文一般指的是民族国家，它意含治权独立的政制性格和民族统一的文化意味。而民族其含义主要是“国族”。参见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台北：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8年，第6页。

[③] 参见王中江：《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④] 杨度：《金铁主义说》、《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的区别》，刘晴波主编：《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3－397、529－533页。

[⑤] 梁启超：《新民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18页。

[⑥] 章太炎：《国家论》，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8页。

[⑦]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 1998年，第15页。

[⑧] 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1906（19）。

[⑨] 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

[⑩] 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集》上卷，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6页。

[11]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全集》第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页。

[12] 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全集》第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47页。

[13]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

[14] 王汎森：《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载氏著：《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