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从晚清的国粹派到1920年代以后的国学研究，虽然多样化的立场之间争论激烈，但总的趋势则是循着由以提振民族精神、确立国家意识到强调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的民族精神的建设的转变。这样的转变的动力来自于国学研究者所面对的问题发生了由寻求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到建设富强的国家、改变国民特质的转变。而1930年代之后面对日本的侵略，民族主义再度兴起。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传统资源长期被贬斥，国学研究也被置于“批判”甚至“破除”的境地，一直到1980年代文化热的时候，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关系才再度被重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国学研究再度兴起，并到21世纪初成为热点。

新世纪的国学热，所要面对的则是全球化的深化所带来的国际关系形态的进一步变化。“在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跃进中，一系列新特点界定着国家内部秩序，而新的超国家秩序同那些特点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并非‘由内及外’，以内部秩序推演出国际体系，而是‘由外及内’，以超国家秩序推演出国家内部的法律体系。”[15]这种由外及内的秩序体系最典型的表现是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在解决国际纷争、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之间的平等诸方面担负的某些作用，所以国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区域组织和国际组织取代了某些国家功能。同时，全球化还使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些疏离。

看上去有些矛盾的是，全球化也从另一方面强化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因为全球化过程所形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秩序对于弱势国家是一个挑战，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体系的新兴的经济体，内在地要求对世界的秩序的和谐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并试图为重建世界秩序提供有益的价值支撑。这样，建立在鲜明的中国意识基础上，有更强烈的责任意识成为国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夹杂着读经、儒学复兴、文化本土性等复杂议题的国学热，虽然有时体现出激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这样的意识与其说是对中国本位的强调，毋宁说是对于国际间秩序的批判性视野，表达中国想真正成为世界重要成员的渴望。

1978年之后，中国进行着由经济体制改革导引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也进一步开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调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的确立，体现出民族文化已然成为解释中国政策的文化背景和呈现中国未来方向的重要基础之一。基于此，国学研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自信心，乃至国家软实力的建设都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国学”与“科学”、“学科”



“国学”虽立足于“国”，但“学”是其载体，无论是国家认同还是民族精神的重构，这些使命都是要通过对于传统思想学术的不同呈现方式来体现的。

国学的具体内涵就是中国传统的学术。在中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的时候，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现代化运动打破了古代社会的有机整体结构，取而代之以目的-合理化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现代化运动是社会理性化和世俗化过程，它以理性化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基本理性的统一性，对于思想学术而言，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适应生产、分工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专业化学科体系的建立，“多元学科的创立乃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由于现实被合理地分成了一些不同的知识群，因此系统化研究便要求研究者掌握专门的技能，并借助于这些技能去集中应对多种多样、各自独立的现实领域。”[16]

以科举为典型特征的中国古代教育制度，虽然是一种世俗性的教育方式，但是并非是专业性技能教育的，所以传统的中国学术体系，在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之后，必然要面对日渐专业化的过程。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人们对于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批评主要就是其选拔的人才难以“经世”，不能使中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晚清改革无论从理念到方法见仁见智，甚至绝然对立，但是对于改变教育制度、采纳西方的学术分科观念却是空前的一致。康有为、张之洞、严复、梁启超、张百熙等均接受西方的学术分科体系，并开始提出各自的分科方案。

1898年，严复发表文章《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指出，传统中国的学校只有做官治事一途，所以难以适应分工日益细密的社会需要，“国愈开化，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所以要把治学和治事分开。[17]稍后在知识界影响巨大的杜亚泉也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其实是职业（产业）之间的竞争，而专业化则是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关键。[18]

专业化所要求的知识系统的分化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和学科体系所不能提供的，这样的认识始终体现在“国学”的发展实践中，晚清的国粹派区分“国学”与“君学”就是试图确认学术的独立性，而他们所预备设立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科目包括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等，形式上与旧学已经大不相同。虽然所学内容均来自中国传统的学术资源，但显然已经借鉴西方的学科体制进行了新的分类。最早进行国学讲习活动的章太炎，也是新的学科分类的实践者。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

另一国学代表人物刘师培也是从社会分工来论证以分科方式整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必然性：“野蛮之民，所具之能甚简，及世界进化，则所具之能亦日多。惟所具之能甚简，故所业亦必简单；惟其所具之能日多，故所业亦归复杂。如古之商人，不必知书，古之士人，不必习武；今则文明各国，商必知学，士必服兵，而农人亦需入学；非所治之业由简而繁之证乎？今行此法，使人民于所治职业，由简而繁，正与社会进化之公例相合。且古代之学，均分科而治；今则无论何国，人民于未冠之前，均习普通科学。夫普通之科学，既尽人而能知，则普通之职业，亦必尽人而能为。既尽人而能为，则智识愈备，能力日增。”[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