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业九年（613）六月乙巳（初三），隋炀帝留在后方督运粮草的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举兵造反了！并进逼东都，这是隋炀帝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此举使炀帝精心策划并调集了全国一切力量的灭高句丽计划全盘打乱。《隋书·高丽传》记其事云：“九年，帝复亲征之，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为应付贵族杨玄感的反叛，隋炀帝不得不马上停止正在进行中的对高句丽的全面进攻，令各路大军回师平叛。
杨玄感是已故宰相杨素的长子，体貌岸伟，能文能武，大业二年（606）袭父爵楚国公，不久迁礼部尚书。父杨素战功显赫，却受到炀帝猜忌，有病不喝药而死。杨玄感暗怀不满，结交达官子弟和天下豪杰，潜谋废黜隋炀帝。大业九年（613）再征高句丽，隋炀帝委杨玄感以后方督粮重任，终于给了他复仇机会。时大军百万随御驾出辽东，国内异常空虚，“百姓苦役，天下思乱”。杨玄感故意滞留运河上的漕运，企图造成辽东百万隋军无炊断粮，因饥馁而自动瓦解。炀帝遣使来催，杨玄感托辞水路多盗，须武装押送，不但不发遣，反而将船夫武装起来。又暗中派家僮将从征辽东的弟弟杨玄纵、扬万硕召回，往长安召弟杨玄挺及李密等人。伪称来护儿因攻高丽失期而谋反，而以镇压叛军名义举兵。
举兵时扬玄感誓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江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受苦役的民众踊跃高呼万岁。起义后的行动计划，李密献三策，上策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断炀帝归路，中策为直捣长安，翻动根本，均不为杨玄感所纳，而采下策进围东都。一时“从乱者如市”，但东都洛阳坚城一时难以攻下，这就给隋炀帝赢得了喘息调兵平叛的时间。
在辽东前线，兵部侍郎斛斯政因伪造文谍放走了杨玄感的弟弟扬玄纵和杨万硕，遭到隋炀帝追究。六月戊辰（二十六）夜，发生了斛斯政逃奔高句丽的严重事件[86]。斛斯政久知兵部机要，对隋军事部署内外情况十分熟悉，他的叛逃意味着隋军全部机密作战方案及内部情势都泄露给敌方。这对高句丽当然是意外的收获，对隋军则是巨大的损失。隋炀帝得悉大为震怒，即命将作少监阎毗率二千骑追击，但不及。斛斯政据高句丽栢崖城，阎毗攻了两天不能下，只好退军，竟于路上暴卒[87]。炀帝气恨难当，严查叛党，许多人受牵连，如高士廉与斛斯政多有交游，炀帝将他谪至边远[88]。连炀帝的亲信藩邸旧臣文士王胄和虞绰也因与杨玄感友善而俱徙边[89]。江南缙绅康抱因其兄受杨玄感官竟坐当死[90]。
隋炀帝改任裴矩知掌兵部机事，诏宇文述等班师，发诸郡兵讨杨玄感，并派老宰相苏威安抚关中。庚午（二十八）夜二更，隋军撤退，其军资、器械积如山丘，全部弃之而去。时众心汹汹，争相夺路，乱成一团。诸道分散，人流滚滚，无复部伍。高句丽人在城墙上看见，聚为奇观，但未敢贸然出城追击，只是在隋炀帝御营全部渡过辽水后，才追杀走在最后的嬴弱数千。在东莱尚未出海的来护儿闻知杨玄感反状，也自动放弃了出海攻击高句丽，速回师返救东都。
于是乎隋百万大军又一次狼狈退回，由于后院起火，出师未捷先退兵，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又遭到失败，一无所获，皇帝的无上威权再一次扫地蒙羞。
六、恼羞成怒第三次征讨无功而还
贵族杨玄感的叛乱毁掉了隋炀帝志在必得的第二次征高句丽行动。由于不用李密谋，出下策兵顿东都坚城不下，到再谋西取关中长安时已来不及，从辽东、胶东撤下来的官军对叛军合围，很快将其镇压。叛将被捕者“并具枭磔”，杨氏兄弟全被诛灭，公卿中有人奏改杨玄感兄弟姓“枭”氏，以免污没皇姓，隋炀帝诏可[91]。但杨玄感公开打出推翻隋炀帝暴政的口号，要“废昏立明”，则大扫了隋炀帝威风，对隋政权的冲击无可估量，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各阶层都参加了反暴政的暴动，包括不少统治集团贵族成员，以致于“举天下之人，十分九为盗贼，皆盗武马，始作长枪，攻陷城邑”[92]。但隋炀帝竟不顾国内严重形势，仍念念不忘“高丽小丑”高元，执意要第三次征讨高句丽。
大业十年（614）元旦，隋炀帝是在高阳（今河北定县）行在所度过。正月甲寅（十五日），炀帝以宗女信义公主嫁予西突厥曷娑那（处罗）可汗。处罗两次都随御驾征辽，炀帝本想让他及四夷使者亲眼看看他扫平高句丽如弹指一挥，但两次惨败让炀帝脸面丢尽，嫁公主是进一步笼络处罗，炀帝还要带他第三次出征，希望能挽回面子真正威服四夷。
这年，百济又遣使朝贡[93]，隋炀帝接见了其使者并再约以夹击高句丽之事。二月辛未（初三），炀帝诏百官商讨再伐高句丽，全体官员竟沉默了数日。群臣知道尽管杨玄感叛乱已平定，但国内“群盗所在皆满”，局势已乱，征辽闹得天怒人怨，百官明知安抚国内动乱才是当务之急，但炀帝驻跸高阳对高句丽志在必取，群臣又有何话可说，又有谁敢说呢？只能任凭炀帝一意孤行，一错到底，看着他败亡了。
戊子（二十日），隋炀帝下了一道奇怪的诏书，称“往年出车问罪，将庙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昏凶，罔识成败，高颎愎恨，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尊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94]。炀帝装出一副悲悯心肠，派人收葬弃于荒野的隋征辽士兵骸骨，设立道场祭坛超度死者亡灵，但不检讨自己瞎指挥，反而将过错推到开皇十八年（598）汉王杨谅及高颎身上，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清人王鸣盛论曰：“大业十年诏收葬征辽死亡者，而远引汉王谅、高颎开皇十八年征辽败退事，以大业八年之败为讳，欲驾罪于父也”[95]。此举当然也是相当滑稽的。
二月辛卯（二十三），隋炀帝下诏第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诏曰：“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把自己打扮成汤武一般的圣王，要除暴止戈。诏书掩盖了前两次出兵的失败，反而编造出“高元泥首送款请罪”，“朕许其改过，乃诏班师”[96]的谎言。是高元怙恶不改，所以炀帝御驾再征，要解民于倒悬。这显然是弥天大谎，愚民惑众，煽动仇恨，是专制帝王惯用的手法。
隋大军百万就这样又一次被隋炀帝带上了辽东前线。和前两次一样，征人四远奔赴如流，舳舻相次千余里，役夫往返在道者常数十万，死者臭秽盈路，逃役者不计其数。如刘弘基从征辽东，家贫不能自备行装，自度失期当斩，遂与同伴杀牛，让官吏来逮自己进县大牢[97]。征辽路上，征人与逃亡者几乎是擦肩而过，人流汹涌。癸亥（二十五），炀帝来到北平郡卢龙县的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在旷野设坛祭祀黄帝。隋炀帝亲御戎服主祭，将抓到的逃亡士兵斩首，以人血涂鼓，以示警诫，但兵民从役者仍逃亡不绝。
虽然一路上各地变乱的消息不断传来，但隋炀帝一面发诏各地官员征讨镇压，一面继续行军。由于逃亡不断，行程很慢，走了近3个月，秋七月癸丑（十七日）炀帝车驾才赶到塞外辽河边上的怀远镇（今辽宁怀远县）。隋炀帝虽又一次亲临前线，但原先征发的军队多失期不至，士兵厌战，役夫逃亡，加上秋凉已到，时间不多，隋军虽多，但实际上很虚弱。同时，高句丽屡遭隋军剽掠攻击，自己又主动毁坏稼禾，实行坚壁清野，虽顶住了隋军进攻未致亡国，但三年不种稼穑，野无青草，举国饥荒，亦举动困弊，难以招架。当时隋再鼓一把劲灭亡高句丽的可能性并非没有，但即使灭了高句丽也控制不住，因为隋炀帝连本国局势都无法控制，何谈他国。因此，一昧征讨高句丽对隋来讲已毫无意义。但隋炀帝主要是天子颜面下不来，总要讨个说法，不能不胜而退，否则皇帝难当。
此时，来护儿率水军泛海先于辽东半岛登陆，占领了高句丽的毕奢城（今辽宁大连市北），但水军副总管周法尚则在进军途中遇疾而亡，死时遗言以未能亲见灭高句丽而遗憾。高句丽举兵迎战来护儿军，被击败，来护儿于是勒兵将转攻平壤，高丽王高元震恐，连年守土作战已人疲马乏，战争捣毁农田三年颗粒无收，全国大饥无力再战，于是遣使执送隋叛臣斛斯政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市）下，上表乞降。
由于前两次失败，隋炀帝对取胜也不象先前那样有把握，对战局的发展也没有底，国内的频频叛乱和军粮转输困难使他颇为沮丧，心乱如麻，难以下台收场。七月甲子（二十八），当高丽王的使者囚送斛斯政来赎罪乞降时，炀帝异常兴奋，这不是给自已台阶下吗？自己不失为胜利者，至少挽回了点面子。对于隋炀帝来讲，这时死要活要的就是皇帝的威严脸面。于是，隋炀帝立即下令隋各路大军停止进攻，接受高句丽降款，并遣人持节往来护儿军中，诏其率水军回师。
来护儿刚打了胜仗，一雪前次平壤战败之耻，且水军随船带粮有运输条件，士卒士气较高，对战争前景持乐观态度。接到回师诏令，来护儿大为不满，即召集部众喊：“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不肯奉诏，上表请战。长史崔君肃认为诏命不可抗，来护儿激愤地说：“吾在阃外，事合专决，岂容千里禀听成规，俄顷之间，动失机会，劳而无功，故其宜也”[98]。认为胜利进军中未达目的突然退兵太轻率，表示宁可获罪也要擒得高元，况舍此成功机会，今后就不会再有了。从领兵将帅的角度看，来护儿和于仲文都堪称大将，有建功立业之心，能谋善战，若隋炀帝不御驾亲征，而将大局委交这样的将帅，发兵二三十万，用不着百万人众，未尝就不能克敌制胜，然而，有将帅却不能用。这时，崔君肃也大声向众将喊叫：“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将闻奏，皆获罪也”。诸将恐惧，都劝来护儿奉诏退军，护儿无奈，只好率水师回还。
八月己巳（初四），秋凉阵阵，隋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回朝。三次大规模的征辽军事行动就此结束了，最后一次虽走得从容，但同样是一无所获！
回师路上，隋炀帝御驾在邯郸竟遭到农民军杨公卿部抄劫，被劫去飞黄上厩御马42匹。冬十月丁卯（初三），御驾回到东都洛阳，未作休整就继续西行，己丑（十五日）回到京师大兴城（长安）。隋炀帝让高句丽使者押斛斯政亲告于太庙，算是献捷。于是下诏征高丽王高元入朝，当然高元根本不会加以理会，炀帝又自感羞辱，拘留高句丽使者，并下敕令将帅整装严备，试图再举兵问罪辽左[99]。但此时天下已大乱，炀帝再也奈何高元不得了，小丑不再是高元而是自己，帝王权力再大也有限度，他终于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隋炀帝于是把满腔仇恨都集中到高元送来的替死鬼斛斯政身上。宇文述最了解皇上的心思，上奏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十一月丙申（初二），隋炀帝下令将斛斯政押解至金光门外，缚于柱上，不用刽子手行刑，而让公卿百僚都操弓击射，然后脔割其肉烹煮之，让百官啖之。所谓啖，即吃，也就是让大家把斛斯政吃了来解恨。在隋炀帝凶恶的目光威逼下，即使是衣冠楚楚的朝官也不得不强忍恶心，尝一尝人肉味道，有佞者竟“啖之至饱”。人肉吃完后再收余骨，“焚而扬之”[100]，这比千刀万剐还更泄愤。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失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国内反叛已成燎原之势，隋炀帝已无法处理，心如一团乱麻，他在京师长安还未呆上一个月，即率百官往东都洛阳。大业十一年（615）春正月甲午（初一）元旦大朝会后，隋炀帝于东都宫殿大宴招待公卿百僚四夷使节，但高句丽并没有派朝贡使者来，已灭亡的吐谷浑王伏允也趁机“复其故地，屡寇河右”[101]。而四夷使者与其说是来朝贡，不如说是来看热闹，看大隋天子的狼狈样。三征高句丽惨败标志着以大隋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华夷朝贡体制彻底崩溃。但隋炀帝还是厚着脸皮拉开遮羞布。乙卯（十五日），大会蛮夷，设鱼龙漫延之乐，对各国使节颁赐各有差。一阵闹腾过后，炀帝实在按捺不住悲痛的心情，回宫独自饮酒大醉，因赋诗曰：“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说的是自己志慕秦皇、汉武，有圣王凌云之志，却无回天之力，征辽惨败国家政治失控，圣王变成了小丑，可怜的炀帝，今后这皇帝还怎么当下去啊！炀帝令宫人吟咏，自己听着听着不禁泣下沾襟，侍御者莫不欷嘘！[102]
八月秋高气爽时，隋炀帝不听劝阻，试图北巡突厥，想重演大业三年（607）入启民可汗牙帐受四夷共推为“圣人可汗”的盛事，以求挽回一点面子。但在雁门（今山西代县）遭到东突厥始毕可汗几十万骑兵围困，虽然各路勤王之师来解围，将御驾迎回东都，但炀帝小丑再一次威风扫地。高句丽、突厥、吐谷浑均已成为敌国，不再把隋炀帝放在眼里。面对国内反者多如帽毛，群盗所在蜂起的严重局势，隋炀帝魂褫气慑，窜身江湖，不敢在帝国中心的中原久居，于大业十二年（616）七月南下江都，两年后被身边侍卫骁果弑于江都宫，大隋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江山易主，各地豪杰经过一番争夺，自太原起兵袭夺长安的李渊最后建立了唐朝，而他乃是隋炀帝的亲表弟。
七、结语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惨败丧国已是一千五百年前的历史，如何评价这次规模空前而结局滑稽的战争呢？
古今中外学者对隋炀帝的荒唐举动多持异议。其战争的性质无疑是侵略扩张，是中华帝国盛世的对外扩张举动，当然我们也不否定高句丽也曾四处侵略扩张，拓土辽东南攻百济，隋朝打着收复故地的晃子，把征讨高句丽称之为“征辽”，并不能改变侵略扩张的性质。高句丽毕竟是立国五百多年的独立国家，并没有招惹隋朝，有自己的独立权和发展权，隋以不朝贡为由轻启战端，站在高句丽的立场上讲，是绝无道理而不能接受的。中国古代的华夷朝贡体制妄自尊大，讲究排场死要面子，不尊重小国邻国，要外国人象本国臣民一样对皇上顶礼膜拜，隋炀帝夸示四夷在这方面虚荣心更堪，不少人将战争归咎于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强调个人因素，认为炀帝是典型的昏君。
但从历史上看，在隋炀帝之前已有隋文帝派汉王杨谅征辽，而且代隋而立的唐朝以英明皇帝著称的唐太宗也数次征辽，太宗以“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未宾”为辞，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讨高句丽，其决心与隋炀帝竟无二致。唐太宗死后，继位的唐高宗又连续发兵征辽，直到总章元年（668）联合新罗灭亡高句丽，攻拔平壤才算了事。隋唐好几代帝王都把征讨高句丽当作国家头等大事，而大动干戈。这至少可以让我们明白，把这场战争完全归结为隋炀帝个人的虚荣心，权力意志，也是不足以服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