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晚年和炀帝大业初年何以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呢？
从地缘政治来看，高句丽立国己五百多年，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己建立了霸权，百济、新罗不能抗衡，倭国的干涉也被击退，靺鞨、室韦俯首称臣，契丹虽叛附不一，亦不能兴风作浪，特别是高句丽西联突厥，又曾南结陈朝，在东北边境出现了俯瞰中华的态势。一旦中原有乱，则有如后来的与高句丽有血亲关系的满洲女真人，入关灭明席卷中原易如反掌，其势真可谓“狼顾燕垂”，虎视眈眈。所以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在塞外突厥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高句丽使者，即引起了警觉。更何况隋炀帝的对外政策顾问裴矩所谓：“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孰不可忍。而当大业全盛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31]？其时隋的北方劲敌东、西突厥均己俯首帖耳彻底臣服，西突厥处罗可汗亲诣长安朝贡，炀帝对他说：“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32]隋不能容忍东北边境强大的高句丽独立存在，正如其不能容忍北境蒙古草原上强大的突厥政权一样，突厥已破，兵锋自然转向了高句丽，而且成为隋唐百年来对外征服战争的焦点，高句丽不亡，征战不断。
三、隋炀帝夸示四夷耀武征辽大摆仪仗
如何变高句丽“蛮貊之乡”为隋朝的“冠带之境”呢？早在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帐前，裴矩就曾为隋炀帝策划并献计：“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裴矩以为其事易如反掌，在国力较高句丽更强大的突厥都“合国从化”的情势下，只需让其目睹了这一文物盛事的使者回国向高丽王传话，“令速朝觐，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33]。似乎只须恫吓利诱，高元即会象东、西突厥可汗启民、处罗及高昌王麴伯雅那样亲自诣阙朝拜。隋炀帝当即采纳了裴矩的意见，下令征高丽王元入朝。然而，高元惧，“藩礼颇阙”，不但不入朝贡献，反而断绝了朝贡使者，干脆不与隋朝往来。
这当然让隋炀帝大失面子，使天子龙颜震怒，被激怒了的炀帝当即下定了征讨高句丽的决心。大业四年（608）元月，炀帝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显然就是为征讨高句丽作准备。《隋书·阎毗传》记阎毗“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同书《五行志下》记这年太原厩马死者大半，炀帝令巫者视之，“巫者知帝将有辽东之役，因希旨言曰：‘先帝令扬素、史万岁取之，将鬼兵以伐辽东也’。炀帝大悦，因释牧马者”。这是正史中有关炀帝征辽的最早信息。
永济渠北通涿郡（治今北京市），隋炀帝宣布声讨高句丽及发兵的地点，都在涿郡，永济渠的开凿，有利于隋征调全国兵力及运送全国物资到涿郡。隋炀帝既在大业五年（609）将吐谷浑纳入隋郡县体系中，将高句丽重新归入王朝版图当然己在他的通盘考虑之中。他先巡江都，作军事调度，然后沿大运河直达涿郡，正式总动员令随即下达了。《资治通鉴》记当时的军事动员和人员调动情况云：
（大业七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于是，诏总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34]
征调范围遍及全国，其动员人数之众，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开皇九年（589）平陈之役，可以说是“扫地为兵”。仗还没打，已经搞得天下骚然。
由于频兴工役，大业五年（609）的大索貌阅虽搜括出大批人口，但仍感人役不够，有“总持菩萨”法号的隋炀帝这时甚至打起佛教寺院的主意。据唐人高临《冥报记》记载：“大业五年，奉敕融并寺塔”。释家史料记载了隋炀帝诏天下僧徒无德业者并令罢废的诏令，拆毁寺院，沙汰僧尼，用于充工役，充实国用[35]。直到大业七年（611），裁汰僧尼的命令仍在全国推行。据《隋书·王文同传》：“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童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王文同敢于“收系沙门”，“裸僧尼”，肯定是有上方的指示，但做过了头，民愤极大，被隋炀帝斩首，成为替罪羊。
大量裁汰僧尼也有可能引起社会不稳，为防止有人利用佛教聚众闹事，隋炀帝又将天台宗智者大师上首弟子灌顶召到涿郡，“远至行所，引见天宸，叙以同学之欢”[36]。炀帝还专门派遣员外郎崔凤举将道士王远知请到涿郡临朔宫，亲执弟子之礼[37]。随即，炀帝令跟隋着他的大批佛、道人士在涿郡摆起了四道场，为征人祈福，用以安抚人心。
隋炀帝还把鼓吹、乐队带到了临朔宫，在江都的各国朝贡使者也都来到涿郡，其中还有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顺等。大业七年（611）十二月已未（初八），西突厥处罗可汗也来到临朔宫朝见，炀帝“备设天下珍羞，盛陈女掷，罗绮丝竹，眩耀耳目”，举办了盛大的歌舞宴会。由于隋炀帝对征辽胜利充满信心，招各国使者和藩属君王随军，就是要耀武让四夷领略大隋天子的威风，亲眼看一看不事藩礼的高丽王元的下场，以收杀一儆百之效。
但让人疑惑的是东突厥没有遣使来也没有如约派兵参战，其时启民可汗已死，其子始毕继位，与隋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突厥骑兵善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此前隋将韦云起曾率东突厥骑兵征讨契丹，大获全胜，这次征讨高句丽若得突厥骑兵相助，沿西辽河上游快速突击，对高句丽将会是致命的打击，在塞外广漠天寒地冻环境下作战，突厥骑兵的战斗力无疑优于隋朝府兵。但三次征辽竟未见东突厥以一兵一卒相助，这当然是大问题。时始毕可汗虽仍受隋册封，但关系己疏远，大业五年（609）始毕就没有如约派兵协助隋军西攻伊吾铁勒军。年轻的始毕可汗看到隋炀帝正着力扶植西突厥处罗可汗，对隋离强合弱伎俩已有警惕。另外高句丽既与东突厥通使，双方面对强隋在战略上共同利益更多，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始毕可汗从自身的切身利益出发，严兵不动，坐山观虎斗，这当然是对隋炀帝的不恭，但炀帝也暂且不能处置。
隋炀帝不能得到突厥骑兵助力，仅能邀得靺鞨渠帅度地稽所部有限人马从征，度地稽虽“每有战功”，但力量太小于大局无关轻重。在这场战争中，外藩诸夷多考虑自身利益，大多都只是作为观众。高句丽的世仇百济可谓是隋的天然战略伙伴，百济王余璋，对夹击高句丽也很有积极性，大业三年（607）就曾主动遣使请求征讨高句丽，炀帝令他“觇高丽动静”。但百济是小国，开皇十八年（598）贸然进兵不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在隋师败绩后遭到高句丽报服，当然要吸取教训，且余璋也深知高句丽若灭亡了下一个就会轮到自已，不如保持现状于己更为有利，于是鼠首两端，暗中与高句丽通款，反例“挟诈以窥中国”。大业七年（611），百济王余璋又假惺惺地遣使问隋炀帝征高丽的行期，实际上是为高句丽探听军事情报。蒙在鼓里的隋炀帝反而“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38]。翌年隋大军渡辽，余璋也集兵边边境，声言助隋，但实际上按兵不动，没有给隋军丝毫相助。
然而，虽然没有外援，隋炀帝却并不在乎。高句丽蕞尔小国，隋倾全国之力，以大击小，必将势如破竹。隋炀帝对胜利有绝对的自信，认为只要隋大军齐集，吓也会吓得高丽王屈膝投降。同时，隋炀帝也有意向包括东突厥、倭国等不驯服者在内的四夷显示力量。征辽之役与其说是征讨高句丽，不如说是杀鸡给猴子看，在击灭高句丽的同时，炀帝要一举威服四夷，建立大隋天子为中心的天下朝贡体制。
也正因为如此，隋炀帝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调动。炀帝的期望值很高，试图通过充分显示大隋国力，调集庞大军力来威吓高丽王，“胁令入朝”，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高句丽王就范。大业七年（611）夏秋之际山东河南发生大水灾，漂没30余郡，但这并没有改变隋炀帝讨伐高句丽的决心，大规模集兵继续进行，炀帝并决定御驾亲征。
按照古礼，巡狩亲征有造庙致祭之礼，据《隋书·礼仪志三·军礼》记载：“大业七年（611）征辽东，炀帝遣诸将于蓟城南桑干河上，筑社稷二坛。设方墙，行宜社礼。帝斋于临朔宫怀荒殿，预告官及侍从，各斋于其所。十二卫士并斋，鄣衮冕玉辂，备法驾。礼毕，御金辂，服通天冠，还宫。又于宫南类上帝，积柴于燎坛，设高祖位于东方。帝服大裘以冕，乘玉辂，祭奠玉帛，并如宜社。诸军受胙毕，帝就位，观燎，乃出。又于蓟城北设坛，祭马祖于其上，亦有燎”。隋炀帝的御驾亲征大讲排场，军礼仪式如此隆重，各国使节及诸藩王驻足观看，其实就是向四夷发出警告，不向大隋天子低头是绝无好下场的。对于隋炀帝来讲，这场战争只能嬴不能输，也只会赢不会输，炀帝本人对取胜没有半点怀疑，所以不仅御驾亲征，而且带上各国使者前往观摩。
大业八年（612）正月辛巳（初一），从全国各地调集来的征讨大军齐集涿郡（治今北京市），总计达1133800人，号称200万。这么多军队在辽东一隅其实无法展开，也用不着，反倒徒然增加了后勤馈运的困难。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供输军粮等物资，其数比军队还要多。隋炀帝亲征还带着后妃宫女、公卿百官及僧尼道士、仪卫鼓吹等，这架式那象是去打仗，简直是在演戏。炀帝只期望以大军压境而令高丽王胆寒，以求不战而胜[39]，其实并没有认真从军事上仔细研讨战略出军战术。
也有人对如此兴师动众而又滑稽的征讨提出异议，出来谏止。如右尚方署监事耿询随车驾至涿郡时，即上书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炀帝得书大怒，要将耿询问斩，幸何稠苦谏才得免[40]。给事中许善心也上封事谏炀帝不必御戎东讨，结果也“忤旨免官”[41]。术士庾质被召到临渝宫（今河北抚宁县境）行在所，问以吉凶，炀帝问：“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庾质回答：“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炀帝对庾质劝导不必御驾亲征很不高兴，板起脸孔说：“朕今总兵至此，岂可见贼而自退也！”庾质于是分析说：“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功”[42]。其所分折可谓切中时弊，很有道理，但头脑发热的炀帝根本听不进。
隋炀帝任命兵部尚书段文振为前敌总指挥，从军事指挥员的角度，段文振也同意庾质“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的战略思想，而不同意隋炀帝的耀武威吓战术。他在其后出师途中遇疾，上表炀帝分析征战的天时地利人和说：
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百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余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靺鞨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43]
段文振的分析可谓极具远见，辽东地处塞外北方高寒地带，冬季严寒无法出兵，从时间上讲只有半年用兵时间，且夏季多雨，道路泥泞，行军住宿扎营很不便，加上路途遥远，以牛车人力车运送军需十分困难，军队越多后勤越困难，若不速战速决则自已就会陷于被动。开皇十八年（598）杨谅出师就因天时不利，“霖潦疾疫”，“馈运不继，六军乏食”，30万大军尚未接战即自行溃散，是为前车之鉴。对此，陈寅恪先生有独到分析：“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44]。由于天时地利不在隋一方，人海战术派不上用场，人再多也斗不过老天爷，所以段文振认为宜出奇兵，星驰速发，水陆俱进，直取平壤。可惜段文振在行军途中病故，未能肩负起前敌总指挥的责任，实际最高指挥者正是不顾天时地利人和头脑发昏的隋炀帝本人。
隋炀帝根本没有认真考虑战役的战术问题，在完成了一切调动之后，于大业八年（612）正月壬午（初二）正式下诏宣布讨伐高句丽，诏文直把高句丽王高元称之为“小丑”，轻蔑愤怒地声讨高元罪状，指斥高元不修职贡，无事君之心，无为臣之礼，掩匿怀奸，招纳亡叛，穿着靺鞨的衣服侵扰辽西，这些内容和开皇十八年（598）文帝诏责高元差不多。值得注意的是诏文后半部指责高元内政不修，法令苛酷，赋敛烦重，百姓愁苦，冤枉莫申，则和当年讨陈檄文差不多。暴虐者不堪为国主，炀帝于是有理由协从天意，拯民于水火，“取乱覆昏”，亲总六师进行讨伐[45]。这就把隋军变成了王者正义之师。隋炀帝甚至把自已比作商效问罪的周武王姬发，成文王之志灭商纣，圣王当然要承先帝之志灭高句丽，“二代承基，志包宇宙”[46]。
隋炀帝的诏文是写给高句丽看的，也是写给四夷各国看的。为了扬威张大声势，诏文甚至公开了用兵作战部署，隋百万大军分成左右两翼，每翼又分为12路军，共24路，各路军队都要“先奉庙略，骆驿引途，总集平壤”。诏文云：“今宜授律启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镂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余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深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侯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暆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24路军全面展开，铺天盖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无法展开于24道上，各道相隔遥远，根本没有24条路可走，完全是纸上谈兵，虚张声势。诏文吹嘘隋大军为百战百胜之雄师，“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咤则风云腾郁”。且炀帝“躬驭元戎”，总其节度，控弦待发，摧枯拉朽，似乎一口就可将高句丽吞下肚子里。炀帝还要“解倒悬于避裔，问疾苦于遗黎”[47]，建立圣王可汗的不朽功业。
诏文最后称：“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梓，引之以恩，其余臣民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隋才任用，无隔夷夏”。隋炀帝不是立足于打，而是立足于抚，百万大军首先考虑的不是进击歼敌，而是先考虑如何接受敌人投降。因为在隋炀帝看来，面对如此强大的“圣王之师”，高丽小丑根本不敢负隅顽抗，投降是高句丽的唯一出路。于是乎隋炀帝又要求各路隋军，“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荛有禁，秋毫勿犯，布以恩宥，喻以祸福”，而“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黎朕意焉”[48]。隋炀帝全盘公开军事部署，根本不关注也不讲究取胜的军事战略战术，而是强调义师形象。作为总指挥，隋炀帝导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出师仪式。
一月癸未（初三），隋征讨大军的第一军出发，隋炀帝根本不考虑快速进军，出其不意，而是大讲排场，要求步履齐整，“每天遣一军发，每军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24天才使两翼24路军开跋干尽，结果是排成了一条长蛇阵，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战斗冲击力。隋各路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24路军之后又有“天子六军”次发，前后相置“又亘八十里，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炀帝又令诸军以帛为带，长尺5十，阔2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纪带”[49]。这样，光大军出发仪式就用了40天，百万大军，整齐划一，秩序井然，“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50]。然而，这那里是去打仗，简直就是武装大游行，是一次规模宏大的军事大检阅。
更有甚者，连绵千里的长蛇阵皆由隋炀帝“亲授节度”，每军设大将、亚将各1人。骑兵40队，每队百人置一纛，10队为团，团设偏将1人，并有仪仗队，“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棡鼓、金钲各二具。后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吴吹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51]带这么多笨重的鼓吹乐器是干什么？当然不是为了打仗，这和隋炀帝即位之初下江南在江都制羽仪大陈文物，大业五年（609）炀帝西巡在河西大摆鱼龙漫延之乐，是同样意思同一招式，即要用中华礼乐文明感召威服东夷，征讨不如说是巡狩。
由于根本没有立足于打，隋炀帝没有设想这会是一场恶仗，不是费心思去考虑如何克敌致胜的战术，却十分注重礼仪排场，当大军行至望海楼（今辽宁辽西县境），炀帝又于秃黎山设坛，祀黄帝，行禡祭，设轩辕神座，炀帝与诸预祭臣侍侍诸军将，皆斋一宿[52]。由于轻敌，炀帝甚至允许主将宇文述以妇人“家累”自随[53]。苏威年老，上表乞骸骨，想退休，炀帝不许，让他以本官领左武卫大将军从征[54]。二月甲寅（初四），炀帝又下诏：“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表彰从征官兵，并令郡县存问从征士兵家，使行役无后顾之忧[55]。
三月癸巳（十四曰），隋炀帝来到前线，因怕军将贪功出击，令各路军主帅有事皆须禀报，诸将互相牵制，不设统帅，不许擅自挥师挺进。炀帝自以为高句丽臣民见到隋军盛大架式必将自动瓦解投降，因此在每军设“受降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时为监军”[56]。如左骁卫长史游元即为盖平道监军[57]。仗还没打，隋炀帝先把自已的军队捆住了手足。为防止百万大军中有人开小差，各军并发给幡旗数百，有事往回走者要执幡而行，无幡而擅离本军者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