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征讨高句丽战争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考订，对战争爆发的原因、结果，及隋与高句丽双方战术进行了深入分析。高句丽经五百年的独立发展扩张，在东北亚形成有如后来满清对明朝般俯瞰中原的形势，已非华夷朝贡体制可以包容。但隋炀帝妄自尊大御驾亲征瞎指挥，期望象经通西域降服突厥那样，以炫耀武力大陈中华礼乐不战而屈人之兵。但高句丽利用天时地利顽强抵抗，使百万隋军三次溃退。隋炀帝唯权力意志是用，国内民众无法承受兵役徭役起义反叛，政治失控使隋朝灭亡，炀帝本人成为千古暴君。

　　关键词：隋炀帝高句丽朝贡圣人可汗地缘政治

　　隋大业三年（607），盛世天子隋炀帝旌旗结彩带着后妃百官北巡蒙古草原，在启民可汗牙帐见到通使于突厥的高句丽使者，即宣旨要求高丽王来朝，“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1]炀帝北巡后又西狩，经通西域，万乘西出玉门关，并亲征青海灭吐谷浑，又遣使出海通使南洋、日本。其时四夷宾服，隋国力达于鼎盛，在开凿大运河等连年大役后，炀帝没有让民众休养生息喘一口气，而是紧接着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因高丽王不朝而于大业八、九、十年连续三年兴师百万，三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却均归于失败，致使天下骚动，隋王朝也由极盛而剧转为败亡。隋炀帝征高句丽是中世纪政治史上的大事，后果也出乎其预料，成为历史的转折点，牵涉的问题很多，中外史学界多有评论。笔者趁来韩国讲学访问之际将旧作再作一番修改，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对这一影响深远的事件作一全面考察，以求教于中韩学界。

　　一、亚地缘政治形势和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隋时东北亚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集团和民族国家，《隋书》将其列入东夷传而统称东夷，其中高句丽国力最为强盛并与隋接壤。高句丽立国有四五百年之久，已地跨鸭绿江两岸，西至辽水，领有今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建都平壤。其南端是百济，东南面有新罗，在朝鲜半岛上鼎足而立。高句丽北面松花江流域是靺鞨部族，嫩江和黑龙江上游一带是室韦部族，其西面是契丹、霫、奚等游牧部族，再往西蒙古草原上就是隋扶植的启民可汗东突厥政权。随着吐谷浑的灭亡及中亚西突厥的崩离，高句丽成为隋边境唯一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国家。按照中国传统的华夷朝贡体制，因高句丽王作为藩国主朝贡于中国，被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王朝封为高丽王，故又称其国为高丽国。

　　从现代语言学考察的结果来看， 东夷各部族和民族国家均属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种族上是近亲，其中契丹、室韦、奚、霫属东胡系统，他们与先前的乌桓、鲜卑、柔然及后来的蒙古为同族。高句丽与三韩的百济、新罗、任那及靺鞨属濊貊系统，与后来的女真、满洲人为同族。但语言相近风俗不同，高句丽与三韩主要为农业，其他则是游牧和狩猎民族。中国古籍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灭殷商时，殷宗室箕子率众东走朝鲜，教濊人田桑礼教，建朝鲜国并受周封爵。[2]但韩国有学者认为“箕子”可能只是古朝鲜人用自己的语言系统发出的王号之一，从而否定箕子东迁说。[3]日本学者白鸟库基则认为箕子是虚构的人物[4]。箕子的事迹不在本文讨论之例，但朝鲜半岛早在三千年前已有了王国应是有史可据。箕子朝鲜传了40余代汉初被燕人卫满袭破，建立卫氏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出兵灭卫氏朝鲜，于其地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又罢临屯、真番，以其地并入乐浪、玄菟。东汉末建安九年（204），辽东太守公孙康在乐浪郡南另设带方郡，三国曹魏于正始五年（244）灭公孙氏。这样，从汉元封三年（前108）一直到魏晋四百年间，中原王朝都控制着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实行和内地一样的郡县制度。先进的汉文化及典章制度由此直接输入朝鲜半岛，并影响半岛以外的其它地区。[5]

　　晋末丧乱，五胡入主中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在战乱中逐渐脱离中原的控制。所以当大业三年（607）隋炀帝巡视东突厥在启民可汗帐见到高句丽使者时，裴矩就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6]认为辽东朝鲜均曾是中国的旧疆。但是，朝鲜半岛南部却从来未被中原王朝征服领辖过。约在公元1至2世纪时，半岛南部濊貊族中出现许多部族国家，有马韩、辰韩、弁韩三大区域，汉朝官员通过乐浪郡与三韩打交道。4世纪时，三韩分别形成百济、新罗、任那三个王国，其中百济与新罗交通中国，特别是与南朝交往更多，任那则依附隔海相望的倭国以自重。

　　三韩以北的高句丽兴起于公元前37年，也是从濊貊部落中发展起来，创业主朱蒙在汉郡县管不了的长白山区建立政权，多次与汉朝发生战争。晋末五胡乱华之时，高句丽如五胡入主中原一样，也于公元313年乘机南下攻占乐浪郡，翌年又占领带方郡，不久将都城迁入平壤，使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朝鲜半岛的历史宣告结束。又跨过鸭绿江与立国辽东的鲜卑慕容氏前燕政权争雄，被慕容氏击败。前燕败亡后汉人冯氏曾奉高句丽人高云为主，后又自己取而代之建立冯氏后燕政权，而终被立国中原的鲜卑拓跋氏北魏政权攻破，其国人大批逃亡入高句丽，或有浮海远逃到今广东地区者。北魏在六镇叛乱中瓦解，中原东西魏分立，北周北齐禅代，及北周灭北齐，多次政治动乱与政权易姓，使塞外辽东无遐顾及，高句丽趁机向西侵蚀拓展，把疆域扩张至辽水边，成为东北亚最强大的国家。

　　千百年来，东北亚各民族均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吸收汉文化使用汉字并争先恐后通使朝贡于中国，其中继古朝鲜国而起的高句丽文明程度也最高，与中原关系也最为紧密。由于侵蚀吞并辽东，地跨鸭绿江，使高句丽成为多民族国家，境内除统治民族高句丽人外，还有大量被征服的汉人、鲜卑人、契丹人、靺鞨人及新罗、百济人等。南北朝时高句丽频繁通使于中国，光派往东晋南朝贡献方物的使团就有30多次。刘宋元嘉十六年（439），一次就由海路贡献战马800匹。派往北朝的使团更多达90余次，有时一年派两三次。另外，中原人为避乱逃亡到高句丽的也很多，给半岛带去农耕技术和思想宗教文化。高句丽很早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国都平壤设有太学。约公元4世纪佛教也由中原前秦王朝传入高句丽，并再南传入百济、新罗和倭国。

　　百济与新罗也分别向南北朝遣使朝贡，学习中国文化，百济更成为中国文明东传日本的孔道。新罗则设置郡县，其文字、甲兵一同于中国。南朝陈时有新罗僧玄光法师，从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学习法华经，同智顗一起名列南岳门下28大弟子之一。[7]玄光学成回国授徒，门下弟子也不少。隋朝时，又有高句丽释波若，于开皇十六（596）入天台山从智顗学天台宗教义，“以神异闻”，但学成后没有回国。[8]朝鲜半岛与日本各国也派遣留学生、学问僧来隋朝学习，他们“好尚经述，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不归”。[9]隋炀帝为此在鸿胪寺专门设馆，聘请名僧，“教授三韩”，[10]“训开三韩方士”[11]。隋文士杜正蒇所著《文章体式》被学人号为“文轨”，传入高句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12]。中华文化不断地向东北亚诸国传布，到隋唐时已形成与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化圈。

　　但朝鲜半岛诸国的矛盾冲突一直很激烈。公元5世纪时，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联合倭国，在半岛曾进行了长时间的争霸战，倭国曾派兵渡海，以任那国为据点，与百济组成联军向北推进，结果被高句丽好大王击败。公元562年，新罗吞并了任那，将日本势力逐出了朝鲜半岛。高句丽的势力推进到半岛南部，进一步统一半岛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为此又与新罗交恶[13]。高句丽甚至想西联东突厥，与东突厥划分势力范围，以安抚西北契丹、靺鞨之众。高句丽在成为东北亚最为繁盛强大国家的同时，也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

　　中国南北朝分裂对峙时，朝鲜半岛也三国鼎立，各国都结交与国来牵制敌手，利用各种机会建立自己的霸权。时南朝文化优于北朝，故百济、新罗及倭国多往南朝朝贡。高句丽与北朝接壤，故向北朝朝贡多，但也常渡海通使南朝，北魏曾多次在海上擒获高句丽派往南朝的使者，但除诏书责让外，并不能阻止高句丽向南朝朝贡。南朝亦有意与高句丽、百济往来，用以牵制北朝。高句丽曾阻止百济与北朝通使，为此百济曾请求北魏攻打高句丽，遭拒绝。其时的中国南北朝统治者和朝鲜半岛对立三方都希望对方长久的分裂，以求自已的发展与安稳。而隋统一中国，必然打破几百年来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秩序。

　　二、句丽谋求地区霸权及其与隋朝的政治冲突

　　高句丽立国五百年来一直在四面拓土扩张，隋时高句丽北面的靺鞨有7大部落，各有酋长，不相统一，常遣使朝贡中原，并南下侵寇高句丽。高句丽王征讨不过想招抚他们，但力不从心。高句丽西面的契丹、奚、霫和西北面的室韦等游牧民族也互为雄长，难以驯服。其中契丹有8大部落，而以大贺氏最强，《辽史·太祖纪》追溯契丹先世出自炎帝，但现代语言学已确认炎黄子孙的汉族属汉蒇语系，从语源上看与东北亚及蒙古草原各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并无语族亲缘关系，所以契丹自封炎帝之后只是自吹而不确切。其时契丹的文明程度也较奚、霫诸部要低，最为“无礼顽嚣”。与契丹同族类的室韦文明程度更低，民众贫弱，分为5大部，不相总一。所有这些部族皆依附于东突厥，启民可汗置官吐屯设总领他们，并得到隋朝的认可，高句丽对此当然很不高兴。

　　高句丽谋求东北亚地区霸权的野心不仅使百济、新罗恐慌，而且不见容于隋朝。隋建立后，东北亚诸国都关注中原局势的发展，争相朝贡，想借助隋天子的威权为自已谋取好处。如高句丽王汤在北周武帝扫灭北齐后即“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至隋文帝“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14]。不甘落后的百济王余昌也遣使朝贡，被封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15]，与高丽王汤平起平坐。东北亚各民族也纷纷主动向隋贡献方物，据《隋书·高祖纪上》：

　　开皇元年（581）秋七月庚午（二十三），靺鞨酋长贡方物。冬十月乙酉（初九），百济王扶余昌遣使来贺，十二月壬寅（二十七），高丽王高阳遣使朝贡。

　　开皇二年（582）春正月辛未（二十七），高丽、百济并遣使贡方物。十一月丙午（初六），高丽遣使贡方物。

　　开皇三年（583）春正月癸亥（二十四），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初七），高丽遣使来朝。五月丁未（初十），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十一日），靺鞨贡方物。

　　开皇四年（584）夏四月丁未（十六日），宴突厥、高丽、吐谷浑使者于大兴殿。五月癸酉（十二日），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

　　开皇五年（585）夏四月甲午（初八），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

　　开皇初年高句丽几乎每年都来朝贡，有时一年遣使二次，表现最为主动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百济和高句丽同时也向江南的陈朝朝贡。史载陈后主至德二年（584）十一月戊寅（二十曰）和至德四年（586）九月丁未（三十日），百济国两次遣使向陈献方物。至德三年（585）十二月癸卯（二十一日），高丽国遣使向陈献方物[16]。高句丽和百济在交接隋朝的同时没有中断与南朝的交往，并在交往中互通情报，同时根据各自的利害，寻找战略伙伴。

　　隋文帝时对四夷的方针是息事宁人。其时败亡的北齐宗室高保宁据有营州（今辽宁朝阳市），连结契丹、靺鞨兴兵反隋，文帝“以中原多故，未遑进讨，以书喻之”[17]。契丹与靺鞨互相劫掠，文帝与来朝的靺鞨使者说：“我怜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壤，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但文帝君临天下为四夷主的立场也是坚定的，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18]。时隋对外主要敌手为突厥和陈朝。值得注意的是，开皇九年（589）灭陈后，高句丽等国的朝贡使者与隋的往来断绝了好几年。特别是高丽王汤闻陈亡，“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19]。南朝与北朝汉晋时本为一家，辽东在汉晋时也为中国统辖，隋灭陈统一中国，原亦为中国郡县的高句丽自然感到震恐，高丽王预感到隋兵锋将转向自已，于是开始了备战[20]。

　　隋臣中最早提议灭高句丽的为吴人陆知命，他曾直诣朝阙上表，请求出使高句丽，说：“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面缚阙下”[21]。隋文帝虽没有派陆知命出使高句丽，但对他的言论是赞赏的。

　　直到开皇十一年（591）春正月辛丑（十八日），高句丽才又遣使入隋朝贡，五月，高句丽又遣使贡方物，恢复了与隋朝的朝贡关系。这年高句丽来朝两次，但以后就很少来了，与开皇初“频有使入朝”的情况判若两人。同年十二月丙辰（初九），有靺鞨遣使贡方物。开皇十二年（952）十二月，靺鞨又遣使贡方物。十三年（593）春正月丙午（初五），契丹、奚、霫、室韦并遣使贡方物，其中契丹在开皇十年（590）十一月丙午（二十二）亦曾朝贡一次。十三年七月戊申（初十），靺鞨遣使贡方物[22]。开皇十四年（594），新罗遣使贡方物，隋文帝拜新罗王金真平为“上开府、东浪郡公、新罗王”[23]。隋统一后东夷各族都来朝贡，以靺鞨最为积极，高句丽来得显然少了。直到开皇十七年（597）五月己巳（二十三），高句丽才又一次遣使贡方物[24]。说明隋与高句丽的关系已呈紧张。

　　隋文帝既对东夷采取怀柔政策，所以始终没有主动出击征讨各部，时韦冲任营州总管，“怀抚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惧，朝贡相续”[25]。对于高句丽的治兵积谷拒隋举动，文帝派出使团往高句丽“抚慰”，美其名曰：“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实际上是进行侦察。但高丽王却将隋使置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26]。开皇十七年（597），文帝给高丽王汤修玺书一封加以责备。高丽王汤收到隋文帝的玺书惶恐万分，将奉表谢罪，却因病谢世。太子高元嗣立，文帝又册封高元袭爵辽东郡公，高元奉表谢罪，请求封王，文帝又再册高元为高丽王[27]。

　　但史载开皇十八年（598）高元竟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入寇辽西，被隋营州总管韦冲击退[28]。隋未先击高句丽，高句丽何以敢先举兵侵隋？这件事颇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据史书记载，有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29]。看来，高句丽率靺鞨之众讨击背己入塞依附隋朝的契丹，而不是侵犯隋疆，才是事实的真相，这反映了高句丽试图让契丹、靺鞨之众依附于已，虽未敢冒犯隋廷，但其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与隋朝利益发生了冲突。高元追击契丹不仅入侵了隋边疆，而且违背了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为此，开皇十八年（598）六月丙寅（二十七），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元官爵，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宰相高颎为元帅长史，总领水陆二路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由于准备不足，王师不振，损失惨重，而高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隋恢复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的朝贡。

　　隋还曾联络百济国夹击高句丽，百济王昌也“遣使奉表，请为军导”。但战事很快结束，文帝乃下诏给昌：“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与百济陆地上不接壤，关系处理得好一些，平陈之役，隋有一艘战船飘至海东聃牟罗国（今济州岛），被送到百济，百济王昌资送他们回国，并遣使奉表祝贺隋平陈成功，受到文帝褒扬，其情形与高句丽正好相反。但高句丽得知百济与隋的这些交往，即“以兵侵掠其境”[30]，使听命于隋的百济国蒙受了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