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人性的社会结构模式：欲、情、知的内在统一

如果说戴震从“性”的自然层面论述了才、性、命的内在统一，那么，对欲、情、知的内在统一，戴震则是从社会的层面来论述的。较之于性的自然层面，戴震对性的社会层面论述得更为详尽。戴震指出，人性的社会结构模式由欲、情、知三个不同的层面构成，他说：“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给于欲者，声色臭味也，而因有爱畏；发乎情者，喜怒哀乐也，而因有惨舒；辨于知者，美丑是非也，而因有好恶。声色臭味之欲，资以养其生；喜怒哀乐之情，感而接于物；美丑是非之知，极而通于天地鬼神……。是皆成性然也。”[55] 可以说，人性欲、情、知三个层面的构成与人性生成的三个阶段是一致的，它们之间具有相互对应的关系。戴震把它具体为三对对应关系：第一层次是“性之事椬匀粭欲”；第二层次是“性之能棻厝粭情”；第三层次是“性之德棻救粭知”。关于第一层次，戴震指出，“人与物同有欲，欲也者，性之事也。”[56] 人与物皆有生理欲求，此人与物同者；然人与物由于禀阴阳五行之气不同，形成各种本质差异，此人与物异者。“性之能”处于人性的“自然”阶段。关于第二层次，戴震指出，“人与物同有觉。觉也者，性之能也。”[57] 人与物皆有感知功能，但人、物之感知功能不同，人的感知的延伸也就有了“情”即“喜怒哀乐之情”，“性”之发为“情”，是“性”发展演化的必然逻辑结果。“性之能”处于人性的“必然”阶段。关于第三层次，戴震指出，“欲不失之私，则仁；觉不失之弊，则智；仁且智，非有所加于事能也，性之德也。”[58] 此所谓“德”即指“言乎本然之谓德”。人之欲望不沉溺于私欲，人之感知不被外物所蒙蔽，即是仁与智。“智”所涵盖的内容就是“美丑是非”，是“情”的更高层次的发展。无论是性之事、性之能、性之德，皆本之于“五行阴阳以成性”，是建构在实性的基础之上。“性之德”处于人性的“本然”阶段。

戴震对人性社会结构的描述更多是受到荀子的影响。因为荀子认为天生就的“性”是最根本的，“情”不过是“性之质”，是在“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而“欲”又是“情”对外物的感应产生的，是“情之应”。由于情与欲都是在人性的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人性恶便可能导致情欲恶。为了改变人性恶，就要通过“化性起伪”、“解蔽”的过程即通过外在环境、道德磨砺及后天学习，以达到改变人性恶的目的。荀子的人性学说给了戴震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强调了人性是一切社会存在的基础；二是强调了后天学习对改变人性的重要性。对于戴震与荀子之间的关系，近现代已有不少学者看到了这一点。章太炎就指出：“极震所议，与孙卿若合符”。[59] 钱穆也指出：“今考东原思想，亦多推本晚周，……而其言时近荀卿。”[60] 容肇祖也肯定地认为“戴震的学说，多渊源于荀子。戴震说‘解蔽莫如学’，而荀卿则有《解蔽篇》，又有《劝学篇》为《荀子》一书的冠首。”[61]

对于戴震人性学说的进步意义，最早给予关注和认同的是蔡元培先生，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对戴震的人性学说与西方功利派的伦理思想做了比较，指出，“至东原而始以人之欲为己之欲之界，以人之情为己之情之界，与西洋功利派之伦理学所谓人各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界者同”。而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也指出戴氏的主张与边沁、弥尔一派的乐利主义相近。[62] 戴震的人性学说，确实是反映了当时社会正在成长壮大的市民阶层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目标要求。戴震的自然人性思想是戴震由天道思想转向其新伦理思想、新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戴震义理之学的最精华内容之一。但戴震并主张放任人性的无节制发展，他认为人的情欲应有一定的限度，合理的做法应该是“君子使欲出于正而不出于邪，不必无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阴曲之感。”把人的情欲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这一点来看，戴震的人性学说与传统的儒家人性思想一脉相承。这一思想对当今社会如何调节、疏导人们的感情欲望，使之处于一种平衡适度的状态，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