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性实体：以“血气心知”为存在基础
戴震反对宋儒把“性”分为“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认为“性”不是二分的，而是一元的，“血气心知”就是“性”的实体，即戴震所谓“血气心知，性之实体也”。[1]“性”不是空疏超然之“性”，而是建构在“血气心知”基础之上的“性”；“性”不是来自“虚”，而是来自“实”。戴震在《读孟子论性》、《读易系辞论性》以及在其“正人心之要”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中，都用大量篇幅多层次多角度地论述了有关人性的思想，提出了其系统的自然人性思想，深刻揭示了人性的自然本质和价值内涵，成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学说的集大成者。
人与人性问题是自远古以来人类社会不断追寻和探讨的人生问题之一。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对人与人性问题的探讨可以说是构成中国博大思想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基石。戴震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在其义理之学思想体系中，也必然十分重视对人与人性问题的研究和探讨。那么，戴震是如何看待“人”的呢？在戴震所处的时代，“康乾盛世”掩盖下的是封建制度日益走向解体，各种弊端日渐显露，封建体制下的“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尽管有明清之际涌起的一股人文主义、个性解放思潮，但这股思潮很快即成为空谷足音，成为一种历史的绝响。尤其是程朱理学的盛行与肆虐，对“人”的压制和摧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作为“最为天下贵”、“万物之灵”的“人”，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人”，在外在道德规范及封建礼教的束缚重压下，人的最起码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政治高压、文化专制及思想言论的禁锢，人的地位、价值、尊严被剥夺殆尽，“人”成为连禽兽不如的无生命的躯壳，以至于“以理杀人”而人却麻木不仁、毫不自觉；徽州地区成千上万的烈女烈妇、贞节牌坊[2]可以说是封建制度残害人性、理学“以理杀人”的最有代表性的铁证。或许戴震所目睹的这一切，促使了他在人及人性问题方面的觉醒，也促使他数十年来对人与人性问题的孜孜探求。戴震作为一位十分理性的思想家，作为一位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思想家，面对“人”的种种悲惨境况，具有异常清醒的认识。他在对“人”的历史状况及现存状况进行了深深的思考后，他吸收借鉴了历史上“以人为本”思想的精华，恢复了“人”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应有位置和价值，把被程朱扭曲了的“人”放在理性的天平上予以重新审视。戴震把“人”定位在大自然的产物这一层面上，他认为，“人”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与自然界一样，它的形成和产生都是来源于自然界阴阳五行的矛盾运动。对人的来源的问题上，戴震吸纳了以往思想家的一些进步观点，并把它纳入自己的自然人性论的理论框架中。但是，有一点必须指明，由于戴震思想前后变化很大，因此，戴震对人与万物的起源问题，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他曾把“气”、“阴阳五行”、 “天道”、“天地”、“太极”等表述为世界万物及人类存在的终极本原（详见第三章），戴震关于人与万物起源的说法，尽管侧重点不同，说法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他把人与万物产生的根源归结到了外在的“气”或“阴阳五行”，归结到了外在的自然界，这样，戴震就在人的起源问题上坚持了正确的观点，从而与程朱理学理一元论的观点严格划清了界限。
戴震对人的起源问题的阐释是与他在天道自然领域里主张的元气实体论与元气一元论的观点相吻合的。戴震虽然在当时已大量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并对中国传统的自然科学思想有深刻的领会和研究，但他对自然现象的理解以及对人的起源、本质等的解释仍没有摆脱直观朴素的特点，仍不能做出科学准确的解释。因为自然现象的复杂性远非用“气”或“阴阳五行”就可涵盖，人类生命之谜的揭示也远不像戴震所描述的那样简单、那样直观，可以说，人类自然生命的进化经历了一个从化学过程到生物进化阶段的演化过程。尽管戴震的解释与现代科学还十分遥远，但他毕竟从一个侧面把握了人类起源的一个方面，并且是最重要的方面，棗即人类是从自然界演化来的，自然界的矛盾运动变化是人的存在的基础。这就是戴震在他的时代对人的起源理论所能做的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