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1 程朱杂袭释老以立说
程朱理学在吸收、融合了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在思维水平和理论框架上超越了孔孟以来的传统儒学，建构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程朱理学在建构起了其理学思想体系后，又不失时机地对释老思想特别是对释老的本体论思想进行了批判。程朱对释老批判驳难的言论在其论著中俯拾皆是。理学对释老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也不可谓不深刻，程朱把“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1] 作为儒、释区别之标识。但是，理学在对释老进行批判的同时，自己却不自觉地先入为主地陷入了释老的“本末倒置”的思维模式之中。可以说，理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根本之点就在于从伦理道德的层面上升到了本体论的层面，对一切社会政治、伦理现象寻找最终的价值本体。理学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则主要得益于释老思维特征的影响。对这一点，理学并没有自觉的意识。朱熹说：“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2] 朱熹把自己的“理”看作是“实理”，而认为释老所言皆“空”皆“无”，就像“终日吃饭，却道不曾咬着一粒米；满身着衣，却道不曾挂着一条丝”[3] 一样。朱熹似乎把“儒言有”与“释言空”、“道言无”作为区别两种学说之根据，但事实上，朱熹对释老本体论之批判，却没有跳出释老思维模式的束缚，程朱以所标榜的“理”，与释、道之“空”、“无”相区别，以为 “儒者以理为不生不灭，释者以神识为不生不灭。”孰不知，程朱所标榜之“理”，与释、道之“空”、“无”究其本质无任何区别，只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而已。已有不少思想家对程朱这种偷梁换柱的手法有了深刻认识并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揭露得最彻底批判得最无情的是颜元和戴震。颜元曾揭露说：“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于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这种做法是“借‘四书’、‘五经’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4] 在颜元看来，程朱非儒家真传正宗，不过是打着儒家招牌的“禅宗”而已。这样，颜元就把程朱从正统的儒家传统中排斥了出来。戴震说，程朱之“理”，与释、道之“空”、“无”并相区别，只不过是“改其所指神识者以指理”，结果造成“学者转相传述，适所以诬圣乱经”。[5] 戴震认为，“宋儒求道，往往先以老、释为借阶，虽终能觉悟老、释之非，而受其蔽、习于先入之言不察者亦不少。”程朱等人出入释老几十年，“非援儒而入释，误以释氏之言杂于儒耳。”程朱的所作所为，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因为“人知老、庄、释氏异于圣人，闻其无欲之说，犹未之信也；于宋儒，则信以为同于圣人，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陆王学说更是几同于禅学。戴震指出，程朱把理、气分为二途，“截之分明”，把“理”看作是产生于万事万物之外的“完全自足”的东西，究其实质并非其发明创造，而是杂袭佛教以“真空”为“完全自足”、“以神为天地之本”拼凑而成的，释老求诸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者为虚幻，程朱以“理”当其无形无迹者为实有，而视有形有迹者为粗迹。概言之就是,“朱子之学，借阶于老、庄、释氏，故仅以理之一字易所谓真宰真空者，而余无所易”。[6] 戴震于是得出结论说：“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释，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遂曰《六经》、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数百年于兹矣。”[7] 正因为宋儒杂袭释老，与原始孔孟之学已大相径庭，戴震要回归原始儒家，第一步就是要揭露宋儒对孔孟的歪曲。戴震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进步宇宙观，对程朱理学“理先气后”、“理主宰气”的思想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揭露。戴震在这里用非常准确、明晰的语言指明了程朱理学杂袭释氏之言的伎俩。戴震也告诫说，人们尊信了数百年的程朱理学原来并非神圣，并非高高在上的至尊权威，不过是在理论形态和思维方式上与释老如出一辙，所不同的仅仅在于：“老、庄、释氏尊其神为超乎阴阳气化”；而程朱则是“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程朱“以理为气之主宰，如彼以神为气之主宰也；以理能生气，如彼以神能生气也”。[8]“宋儒合仁、义、礼而统谓之理，视之‘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此为‘形而上’，为‘冲漠无朕’；以人伦日用为‘形而下’，为‘万象纷罗’。盖由老庄释氏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9] 冯友兰先生对戴震的这一思想批判精神做了很简练准确的概括：“东原以为宋明道学家之学，皆‘杂袭老、释之言’以解经者。自以辟道学家之学为己任，如孟子以辟杨、墨为己任然。”[10] 戴震的这些看法，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揭露了程朱理学“析理气为二”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击中了程朱理学“理本论”的要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