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金律

《论语》中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没有“己之所欲，亦施于人”的意思，因为这里所说的“立”不是指“立功”或“立业”，“达”也不是指“官运亨通”或“财运发达”之类的意思；“立”和“业”不是可欲的事物，而是可欲的人际关系。孔子是在“博施济众”的语境讲这番话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达到“博施济众”的圣人境界的途径，当然是针对人我关系而言的。

如果我们把“立”理解为“尊重人”，把“业”理解为“帮助人”，那么，“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你就要尊重别人；如果你想得到别人的帮助，你就要帮助别人。这不正是“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的意思吗？《圣经》的福音书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耶稣基督说：“你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马可福音：7：12）。这是伦理学的“金律”的标准表达。

把“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作为“金律”，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银律”，这意味着前者提出的肯定性要求比后者提出的否定性要求更高，因而有更大的伦理价值。事实不正是如此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们不加害于人，不做坏事；“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进一步要求人们尽己为人，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与“只做好事”，“避恶”与“行善”不是同一行为的两个方面，而是两个层次上的对应行为。“不做坏事”是消极的，被动的；“做好事”是积极的，主动的。“不损人”相对容易，“利人”则比较难，“专门利人”最难。

因此，孔子对“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评价是：“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专门利人岂止是仁，那已经达到了圣人的境界了，连尧、舜离这样的境界还有一段距离呢。那么，孔子自己是否能够实行“金律”呢？《中庸》有一段话：“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第十三章）。

“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是“恕”，是“银律”；而后所说的“君子之道”是“忠”，是“金律”。这四条“君子之道”可用“欲人施诸己，亦施于人”来概括。这就是，要子女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父母；要臣属怎样对待你，你就要怎样对待君主；要弟弟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兄长；要朋友怎样对待你，你就先这样对待他。

一般认为，《中庸》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思孟学派对孔子推崇之至，如孟子所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他又引用孔子弟子宰我的话说，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孟子·公孙丑上》）但《中庸》中的那一段话也足以表明，在思孟学派看来，即使圣人如孔子者，也未能施行“金律”。这与孔子说尧舜还不能完全做到博施济众是一个意思，即，强调“金律”是崇高的道德理想，激励人们尽力实现这一理想。“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中庸》，第十三章）。

但是，强调“金律”的崇高理想，只是儒家伦理的一个方面。孔子一方面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论语·里仁》，另一方面又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中庸》一方面说“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另一方面也说“忠恕违道不远”。这两方面不是矛盾的，“推己及人”把两者连接在一起。“推己及人”是道德实践的全过程，从“银律”开始，最后达到“金律”的理想境界。“银律”即“恕道”，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要求人们讲良心，不做坏事，不加害于人，遵守道德的基本规范，如“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奸淫”，“不要撒谎”等。“金律”即“忠道”，即“尽己为人”，这要求利他主义的行为，为他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

从“恕道”到“忠道”是从“仁”的否定方面到肯定方面的过渡，这一过渡表现了“推己及人”的范围由近到远、由少到多的过程，同时也是道德境界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也就是说，“金律”和“银律”不只是同一个道德律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而且是这一道德要求的高低两个层次，以及这一道德实践过程的高级和初级两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