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在反葛兰西的意义上，笔者所理解的知识分子角色就是一个"反面"的形象。这既是出于它的本性，也是它的一种责任，如果它还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话。这样一种知识分子，在它所表达的社会功能上，就是"只破不立"。立，如果是对自己而言，它可以任意地立意高远。但它不能也无权立意高远地去"立人"或"立社会"。因此，对于社会，它所能表达的也就是"破"了。"破"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它的所指既是体制也是大众，泛其言，是一切秩序性和集合性的力量。它专门对这种力量说"不"，以此体现自己作为"另类"的存在。这样一种存在并非空穴来风，它的典型表征就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作为一位最早的知识分子，苏格拉底总是在体制之外和大众之外发出自己的反对的声音，比如他居然反对当时的"民主制"，这是意味深长的。不妨可以这样解释，对知识分子而言，如果没有民主制，他当然是而且应当首先是那种反民主的专制力量的反对者；而有了民主制，他又摇身一变为民主制本身－－这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反对者。因为，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从来就不是"最好的"，而是"最不坏的"。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并不追求所谓乌托邦式的"最好"，而是批判既成现实的"最不坏"。否则，"最不坏"也有可能导致"最坏"。苏格拉底后来不就"最坏"地死于这种作为"群体专制"的民主吗？此则更可见他生前"反"的必要）。所以，从苏格拉底身上倒是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社会应该构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这种关系即"反"的关系中探讨有关知识分子的伦理及其准则，这既是知识分子研究中一直被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同时更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参考书目：
       （一）《实践哲学》，葛兰西。重庆出版社1990年9月。本文所引葛兰西之语俱出此书。
       （二）《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韦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9月。本文所引韦伯之语俱出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