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伦理关系在现代的意义上，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平等是当年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口号之一。可是启蒙本身，包括葛兰西以启蒙为内核的"理论－实践"的关系模式，本质上却是反平等的。这是启蒙的悖论，也是现代性的难堪，缘由就在于它的理论资源原本就来自本不平等的柏拉图主义。在柏拉图的社会伦理中，那个先觉的洞穴人是作为国家治理者而出现的，其他洞穴人则是其统治的对象。这个关系虽然不平等，但在柏拉图那里，却有其合理性。作为先觉者，"有一个就够了；只要有一个人能使一个城邦服从他的意志，那么，他就可以实现为这个世界所如此难以置信的理想政体"（罗素转引柏拉图语）。当然，这一个先觉者到了葛兰西那里就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先觉的知识分子集体。这个集体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为什么必须是这种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种新型的哲学家的’历史的实现’"（亦即实现一种新型的哲学家的历史）。在这里，不平等意味着，大众不仅是学生（学生是无以与其师平等的），更重要则在于，历史只是知识分子或哲学家的历史，大众除了是学生之外，同时还是实现其历史，或实现其"理想政体"的工具。这里的问题或问题的严重性就远远超过了不平等的范围，它已经从一种关系伦理或社会伦理扩展到了历史伦理，即知识分子与大众到底是什么关系，历史到底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或谁的历史。
就其关系伦理而言，知识分子以其"精英"的面目和大众所构成的"师生"关系，并非现代职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现代教育的专业化趋向决定了师只是在某一方面成为学生的引导，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稻梁谋"。而葛兰西的"师"则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天地君亲师"这一伦理秩序内专门体现其纲常之道或"道成肉身"这一意义上的"师"。这样的师具有"普天下"的含义，它"有教无类"，即以天下所有的人－－不仅大众、甚至国家统治者为其徒（柏拉图认为这样的人就可以成为国家统治者，或者使国家统治者就成为这样的人）。因此，师在这里乃是一种"道"的人格化，它不是解决生计问题的职业，而是形塑大众、范引天下的神圣职责。以那位先觉的洞穴人为例，自己获得了光明，也要让所有的人身上洒满阳光。作为一种天赋的使命伦理，它可以不管不顾那些人是不是也需要阳光。因为那些人充其量只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而他们不知道，"我"却知道。"我"非由他们身上知道，而是"反求诸己"，从个己的身上知道。所谓"人同此心"，"此"即己也。因为作为先觉，"我心即宇宙"。既然个己之心即宇宙之心，那么，个己的意志也即天下人的意志。"我"作为天下人的"代表"，如果"我"需要阳光而天下人居然不需要，这只能说明天下正处于康德所谓的"不成熟的状态"。因此，先觉的知识分子其责任就在于使他们走向成熟－－这就是启蒙。那么，由启蒙所蕴含的或曰由启蒙所体现的"伦理准则"又是什么呢？用中国儒家的经典语言来表达，就是一个字"忠"。这是孔丘一以贯之的"吾道"之一，它的内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无论柏拉图，还是葛兰西，对知识分子使命的理解，都没有也不会超出这个字的范围。"忠"作为中西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准则，如其字，它所构成的是一个"中心"（中心之谓，乃是笔者自己的诠释，而非《说文解字》的意思。但对孔丘及其弟子的表述而言，其诠释逻辑是符合当时语境的），这里当然是以己为中心（反向于现代汉语），尔后又推己及人。因此，它的意思不过是使人同一于己，一道去"立"。"立人"作为典型的启蒙叙事，其任务就是对大众进行"教诲"。孔丘曰"忠，焉能勿诲乎"（既然以"我"为中心，又怎能不教诲他们呢）。从忠到诲，此中已不难见其精英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本质。
这样一种关系伦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必然转化为相应的历史伦理。所谓"己欲达而达人"，乃是使人达于己之欲达或己之所达。这个"达"的过程，也就是历史的构成。从目的论角度，"己欲达"的动机是无可非议的，就象那个先觉，他是要把大家引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用孔丘弟子的话，"达"的行为就是"济众"。到了现代，到了葛兰西那里，"济众"的说法又有了新的语言表述，即用"世界观"引导大众。知识分子既然作为历史发展中"理论－实践"关系的理论方面，那么，它的任务就是"制定出符合于这些世界观的伦理和政治"，并使大众去实践它们。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的理论制定如果和大众的实践两分，或理论仅仅成为实践的"附加"和"补充"的话，这样的历史因其强调了历史发展中的"实践"的方面，就不但不是一种"有机"发展的历史，而且还"意味着人们正在经历一个相对地原始的历史阶段"。反之，"在现代世界中，人们应当强调政党在制定和传播世界观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葛兰西的论述语境中，政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政党既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同时也是培养知识分子的"坩埚"，它是历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因为，在知识分子所由构成的政党的身上，已经体现了"暗含在人的活动中的世界观"（所以，知识分子是全人类的"代表"）。这种世界观在被制定的同时，还需要"把它当作就是它们的历史’实验室’那样去行动"。把历史当作自己的实验室，历史也就成了知识分子的一种实验，它所实验的当然是由自己所制定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已经把知识分子与大众那种"师生"性质的关系转化为人类实践过程中"哲学和历史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有关知识分子的历史伦理，其"准则"则是把哲学变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