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作为一个"新启蒙"的时代，知识分子所以对其念念不忘，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因启蒙而构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社群之间的关系、亦即"我启你蒙"那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显然是其极为重要的缘由之一。启蒙作为知识分子自五四以来所形成的"集体记忆"，它有效地平复了前几十年由于启蒙与民粹的倒转，亦即知识分子从启蒙主体倒转为被教育的对象所带来的心理重创。因此，80年代是本世纪继五四之后最能让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时代。90年代不然，90年代的文化形势肯定是对80年代启蒙格局的消解，它重新书写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反启蒙"而是"非启蒙"。反启蒙是民粹的重新翻转，是知识分子重新成为被教育的对象；非启蒙不同，它是把知识分子从启蒙的中心放逐，从而使其成为被疏离的对象。这种疏离即"边缘化"对知识分子的打击是前所未有的，如果说五四以后到80年代这一个甲子间，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颠覆从而蒙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话，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因其启蒙的失落而一下子跌入的却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然而这"重"与"轻"对知识分子都是致命的，重还可能产生悲壮感，轻则纯然是一种出局感，两者俱使知识分子的时代抱负难以施展，偏偏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又那么强烈。因此就不难理解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大面积展开，它以"理想"和"信仰"为旗帜，对世俗社会或社会世俗化进程展开尖锐的"道德批判"，并以此为过渡升华为一种反世俗倾向的"道德理想主义"。这一历程不妨看作是知识分子重返启蒙中心的一种无意识的努力。它的意图显然是再度书写已经被改写了的知识分子与大众社会的关系，同时也再度确立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精英地位。
从80年代到90年代－－如果把时间放远则是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翻覆，给本世纪的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就这个话题而言，本文的兴趣并不在于这种关系的具体变化（如其上），那是"史"的任务。它所关注的毋宁是从变化中所抽象出来的"关系"本身，这是一个"论"的问题。"关系论"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侧面，它的研究定位似应当属于"知识分子伦理"。伦理问题即关系问题。伦者，类也，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理者，则也，因此伦理不但指其关系本身而且亦指这种关系构成的（道德）准则。以此相推，知识分子伦理讨论的就是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比如它与体制的关系、大众的关系、或曰整个社会的关系等，在这些关系中，它如何参与人类的公共事务。这种关系如果属于一种横向构成的话，那么，转换一下视角，它与社会的关系又纵向为它与历史的关系。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社会历史进程，它在其中起什么作用，义务或责任是什么，角色如何，等等。这些问题俱以"关系"为其枢纽，又以"伦理"为其称名，从而摆在90年代每一个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者面前。
"洞穴叙事"与"有机知识分子"
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虽然命运跌宕，起落反复，但由集体记忆所形成的"启蒙情结"总是难以化解。无论是体制的"反启蒙"，还是大众的"非启蒙"，都未能使知识分子从心底忘却它对社会的那一种责任。这样一种心志，从精神资源上来说，无疑源自欧洲18世纪的启蒙运动。所谓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就是在一切事务上能够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这一条恰恰是对知识分子而言（尽管当时还未有"知识分子"的称谓）。这里的"公开"即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由此可见，启蒙所构成的关系乃是"学者"与"听众"（转换成今天流行的说法，即"精英"与"大众"）的关系，这是一个模式，一个知识分子最为心仪的模式。听众所以需要启蒙是因为他们缺乏理性，因而处于不成熟的状态。学者所以启蒙则是因为他们是人类理性的代表，其责任就在于对他人进行导引。在这样一个关系式中，知识分子无疑居其主导地位，大众则是它的听命者。因此，知识分子对启蒙的感情 ，除去所有的合理因素外，最内深处，还有这一层不可忽视的权力因素。
可是，问题并不到启蒙为止。很显然，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发生，固有其时代的必然，但，如果论其精神资源，启蒙本身也并不自足，它也需要从历史更久远的地方寻找其源头。因此从启蒙再往前溯，问题的根子就捅到了古希腊的柏拉图。柏拉图与其老师苏格拉底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形成奠定了两种不同的传统，如果说苏格拉底以其个人的行为风范－－特别是他的体制外反体制的立场－－给西方知识分子树立了一种行为楷模的话，那么，柏拉图则从体制建构和国家组织的角度为西方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叙事模型。这里指的是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开头一个具有经典性的场境，这个场境拟喻性地描绘了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的初始发生。韦伯和罗素对这个场境都有过精彩的转述，这里依从的不妨是韦伯：这是一个长长的洞穴，那些被锁着手脚的人们，脸一律朝着他们前面的石壁。他们身后就是光源，可是他们看不见。他们只关心光源投射在壁上的人影，琢磨它们之间的关系。终于有一个人挣开了锁链，他转过身来，看见了太阳。他眼花缭乱地四处摸索，结结巴巴地讲出他所见到的东西。其他人都说他疯了。可他渐渐学会了看光明。以后他的任务是，下来，回到洞穴人身边，把他们带上来，引导他们走向光明……。这样一种叙事话语可以说是启蒙的原型叙事，也是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成。在这则话语里，知识分子是作为一个"先觉"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的。他的存在，就是走在前面，以理想的方式（如"走向太阳"、"追逐光明"等）完成对大众的引导，
柏拉图的影响是深远的，他的"洞穴叙事"可谓是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精神之源。尽管这个场境只是一个象征，但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却由此而得以奠定。当然，象征毕竟带有不确定性，从叙事模型到一种完形理论，柏拉图的后继者代有其人，而本世纪上半叶，作为"西马"阵营中"实践哲学"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葛兰西则是这些后继者中相当杰出的一位。他的知识分子理论给本世纪留下了深长的影响，以致今天人们讨论知识分子问题，特别是讨论后现代以前的知识分子问题，总是无法绕过他。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有机知识分子"。这个短语和他的另一个概念"文化霸权"（其中性说法是"文化领导权"），频频为90年代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所看好。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也是曲径暗通的。知识分子所以需要有机，正是借此以获文化领导权。那么，到底什么是"有机知识分子"呢？葛兰西在这里也仅仅是个拟喻，如果以上述柏拉图的"洞穴叙事"来解释的话，那么，那个欲引领其他囚犯走向光明的先觉者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反之，他设若不以此为其任，而是孤立地与那个群体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葛兰西眼中，他就是非有机的知识分子。"有机"在这里是融入的意思，其融入所指则是"群众"。《狱中札记》一书（其中译本节译为《实践哲学》），葛兰西指出"只有在知识分子成为那些群众的有机的知识分子……，他们才和群众组成为一文化的和社会的集团。"这话听起来象是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它绝不是毛泽东主义的接受工农再教育，而是反过来，列宁主义的让工农接受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因为在工农群众中是不可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的关系，在葛兰西那里表现为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实践"之关系。知识分子则是这种关系中"具体地区分出来的理论方面"，相应的，大众则是具体地区分出来的实践的方面。所谓有机，就是让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融为一体。由于"革新不能来自于群众，除非通过精英的中介"，因此在知识分子与大众的有机统一体中，它们的关系就表现为指导者与行动者的关系，比如启蒙知识分子就指导了法国大革命。这种关系确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历史中的领导地位，"’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不仅如此，它还将进一步表现为一种"代表的关系"，亦即知识分子除了是大众的启蒙者外，它之作为一个"普遍的主体"，同时还是大众身心的历史"代言人"。
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是一种立场坚定、倾向鲜明的"精英论"，90年代知识分子对葛氏的偏爱，包括主张启蒙过时的知识分子亦未有其非议之一辞，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主义者或今日的道德理想主义者热衷葛兰西，这很正常，他们哪怕不读其人其书，也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然而，90年代反启蒙甚至反精英的知识分子，比如从一些文学作品出发从而阐释所谓"社群"理论的知识分子－－在逻辑上他们应是疏离葛兰西的，可他们依然不妨在理论上认同于"有机知识分子"。这就不免让人奇怪。但这种现象，未必就不能予以解释。启蒙也好，社群也罢，说到底，在它们的后面都有一个"文化领导权"的问题。这样两种知识分子成为90年代文化论争的显流，未必就不涉及到90年代话语权的争夺。对这两种知识分子的评价并不是本文的任务，毋宁说正是出于对他们的反思、亦即对90年代文化思潮的反思，使笔者把目光转向葛兰西，并感觉到了"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内在坎陷。尽管在笔者以往有限的阅读中，尚未注意到有人对葛兰西问题的指出，也尽管在以上的篇幅中，笔者因其介绍，故对"有机知识分子"奉持的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但，这个立场现在就予撤除。因为无论是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还是这个理论的知识背景都是大有问题的（就后者言，这不仅指其柏拉图主义的精神远因，而且也指他当时所信奉的那一套实践哲学），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恰恰都出在所谓的"知识分子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