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的问题，如果体现在社会伦理上，就不仅是一个"不平等"的问题，它之更可怕处，在于它已经不知不觉地潜伏着一种也许不易使人察觉到的"专制"内倾。葛兰西认为"人民群众要是不在最广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能同它本身’区别开来’"。什么叫"不能同本身区别开来"，即指它意识不到自己是在干什么。这里的逻辑甚至用语都来自马克思，但马克思原是在谈论人与动物的比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但动物不能区别，人却能区别，原因就在于动物无意识而人却有意识。由于人的活动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显然，在葛兰西的眼中，群众尽管有其生命活动的实践，但却不能对此有所意识，它们甚至压根就没有有关生活的意志和意识。然而，群众没有，知识分子却有，它不但能够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并且还能把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贯彻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中去。所以，就象人与动物作比一样，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差可相拟。这里倒不是指责葛兰西思想深处有"群氓论"的影子，所谓"群氓"即"群盲"，不但事实如此，而且在这里，它不妨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但，大众是群盲，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显然，知识分子是那个群盲充斥的洞穴中的"导盲者"。因此，葛兰西声称知识分子就是大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又译"指导者"）。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凭借什么来组织、领导或指导大众呢？"知识分子是由于存在着一个’专门’从概念上和哲学上研究思想的集团"，这样，它对大众的指导就是凭借它所研究出来的那个思想。尽管，这一思想只是它个人的思想，但由于自己有意识而大众无意识，故自己的思想也就获得了一种普遍的形式。这是一种合理性，它不但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贯彻到自己的生命活动中，而且还可以"合理地"把自己的意志和意识贯彻到大众的生命活动中。套用马克思的话，它可以使大众的生命活动成为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问题于是就很清楚了，凭借有意识，用以获得对大众指导的合理性；又凭借这种意识，从而对大众进行合理地指导。这是一个循环，一个自我指涉、亦即以自我为中心（即"忠"）的循环。在这样一种自我权力之体现的循环中，专制的可能也就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什么是专制？专制就是强加，一种自我意识和意志的强加。如果说"己欲立"属于个己意志的话，那么，"立人"作为使动就是强加给别人了。那么，能不能不强加呢？不可以。"天降大任于斯人"，这种强加已经先期获得了它的合理性。这就象人类有其"弃暗投明"的本性，我投明则你必须弃暗，你不弃就逼你弃，因为这是为你好（尽管作为个人，也许你偏偏惯于其暗）。显然，这是普遍性对个体性的遮蔽。但这种不合理的遮蔽从来就被认为是"合理的"。于是，个己之"我"作为人类普遍性的代表，就有权把这种普遍性强加于任何人，即你不立也得立。作为一种职责，此乃"为生民立命"。而"我"所以有资格这样做，乃因为"我"有生民所没有的意识和意志。这当然是"我思"的结果，而"我思"本身（用葛兰西的话即"制定世界观"）则又是"为天地立心"。因此，以"为天地立心"之"我思"，实践于大众，从而"为生民立命"，并将这个过程充分合理化。一个专制逻辑，就这样被"合理"得如此天衣无缝。
不难发现的是，专制的发生往往是以"普遍性"的名义，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正是充当了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个人主体。这正如利奥塔德在《知识分子坟墓》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更象是把自己放在人、人类、民族、人民、无产阶级、生物或其他类似存在的位置上的思想家。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家认同于被赋予了普遍价值的一个主体。"因此，以全人类的代表自居，或以人类的"喉舌"自居，便成了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潜意识。那么，是谁赋予知识分子以人类的普遍价值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是人类精神价值的制定者呢？显然，这是启蒙遗留下来的问题。启蒙所反对的对象，是中世纪的封建神权，神，亦即上帝则是那个时代的价值的终极制定者。这种价值无疑具有普遍性，所谓神权专制，其实也就是神权的价值专制，它在一个极高的上位，控制着所有人的心灵、精神与言行。启蒙的意义，或者说，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的意义，就在于对这种神权价值的消解。但它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所消解的仅仅是原来的价值内容，却没有消解这种价值所具有的普遍性功能。亦即它不但用人权取代了神权，同时也用人权的普遍性取代了神权的普遍性。于是，"消解"变成了"取代"。知识分子作为人权的代理人，它所制定的人权知识当然也就"普遍"为全人类的行动指南。这时，在它所由体现出来的历史合理性的下面，也就同时存在着它的不合理性。比如"自由"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意思本来就是选择上的自由。可是，它一旦在价值上被赋予了普遍性之后，其逻辑就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你不自由，也要逼你自由"。一个"逼"字，反而使自由本来的含义丧失殆尽。可见，普遍性总是执着于对"统一"的追求，它对所有的个人来说，已经变相为一种"权力的他律"。问题是，自启蒙之后，知识分子把这种"他律的权力"从上帝的手里日益转移到自己的手里。而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知识分子"，正是通过什么"世界观"之类普遍价值的制定，来完成对大众的事实上的统治。
原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评论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时说"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离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诃德走出他的家，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世界没有了最高法官，突然显现出一种可怕的模糊；唯一的神的真理解体了，变成数百个被人们共同分享的相对真理。"应该说，昆德拉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世界。但，上帝从"最高法官"的位置上退出时，知识分子却企图去替补，那么，这个世界尽管还是现代，但已经悄悄打了折扣。而让现代成为真正的现代，重要的一条，就是知识分子应当重新规范自己的社会伦理。知识分子不是什么体现了人类普遍价值的一个普遍主体，也并不代表什么人类的普遍的良知。这些词汇虽然动听，但它却容易使知识分子虚妄地把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知识分子与其大众的关系，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不同。大众如果宽泛地理解为物质生产的劳动者，知识分子就是精神生产的劳动者。它是用自己的精神劳动的产品和大众劳动产品进行交换，从而满足自己的生存之需。而不是大众供养着它，是为了让它去制定什么普遍的价值来规范自己和引导自己。这并非说知识分子与其精神价值无关，它的确也是人类精神的创造者，但这种创造具有个人性。固然，个人的也是人类的，这是就个人是其人类之一员而言；但，个人却不能将个人的倾向推广为人类。也就是说，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里，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无权把自己创造的价值和自己对某种价值的追求，垄断成一种"普遍性"。因此，知识分子在其社会伦理上，就不应是那种把个己扩大化的普遍伦理，它所恪守的则应是当年严复提出的"群己之权界"。个己之心不是社会之心，个己意志也不是天下意志。己欲立则不必立人。己之所欲，勿施于人。显然，这些都是个己与社群的必要的伦理界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