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又构成他们发展的终极限制。······试看专制的官僚系统有
如天罗地网，岂是商人的力量所能突破？”28
第三，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有一个被接受的问题。比如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后期之所以
能得到广泛传播，就因为它切合了当时欧洲人悲观主义的心态。如果加尔文主义具有某
种令人无法抗拒的决定性魅力，能令听者——不管是谁——无不动容、无不动心、无不
接受，原来都觉得经商赚钱是一件不那么光彩的事，现在听了加尔文主义的一番教导，
恍如醍醐灌顶，立马改变观念，认为经商赚钱实乃天经地义，那么资本主义当然会由此
走上平坦大道。可是，事实上，加尔文主义并没有这般魔力，愿意接受它的只是一部分
人。伯恩斯说：“加尔文主义不仅在瑞士受到大众的欢迎，它还传到了贸易和金融已经
成为主要事业的大多数西欧国家。法国的胡格诺派教徒、英国的清教徒、苏格兰的长老
会教徒和荷兰的新教教派的成员，都是加尔文派的教徒。加尔文主义主要是资产阶级的
宗教，虽然它必然也从别的阶级吸收信徒。它对现代伦理道德的形成和鼓励中产阶级的
革命勇气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29因此，是先有资产阶级，然后才是：从事贸易和
金融的资产阶级决定接受加尔文主义；而不是加尔文主义以自身的思想魅力，把人变成
资产阶级。
韦伯在这里似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把社会观念看成了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似乎观
念一经产生，就会固定不变，然后就用自身的倾向，决定着社会运动。比如印度教、佛
教、孔教、伊斯兰教等。可是，人们是能够改变社会观念的，欧洲人民可以改变传统的
基督教，把它从贬斥工商业活动改造为支持工商业活动，那么，其他民族的人民为什么
不能改造自身的社会观念呢？既然儒家学说贬斥经商活动，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造儒家
学说，令它赞同经商活动，或者中国人民另外再造出一个支持经商的社会道德学说（比
如本书前面提到的张维迎1982年发表的“为钱正名”的文章），不就行了？究竟是一种
学说重要，还是大家的现实利益重要？大活人岂能被尿憋死？中国“天朝大国”的优越
感固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但真的面临西方文明的强大挑战，大清朝不也是连祖宗之
法都顾不上了，而要进行种种变革吗？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富国强民，不也可以打
破一系列的思想观念的教条吗？
人们既能造出木船、也能造出铁船；西方人既能造出传统基督教，也能造出加尔文教；
中国人既能搞出计划经济，也能搞好市场经济。所有这些产品——物质的、经济组织
的、社会观念的，都是人创造出来的，是人的创造物。虽然人的创造物既会帮助人（加
尔文教就帮助了资产阶级）、也会限制人，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为“一个社会的控制性总
体利益”服务的，而且当初也是为了服务于社会的控制性总体利益才把它创造出来；如
果当一个社会在总体上感觉自己的某个创造物对自己弊大于利、限制大于帮助，那这个
社会一定会改造这个创造物、或者干脆把它扔掉；同时，如果社会感到需要创造一个东
西出来服务于自己的某种需要，它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它创造出来——除非条件实在不许
可或不具备。
既然上述创造物都可以被人创造出来，那就蕴涵着我们对人的一个基本判断：人——不
论东方西方——都具有创造各种物质和精神产品的能力，这种能力有的可能已经表现出
来了，有的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但它一定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对韦伯的上述批评都是出于对韦伯的误解，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中这样说： “在这样一个研究中，······我们仅仅是试图说明在我
们的当代世界文化中，在无数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中，宗教力量扮演了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我们只是想考究，这一世界文化的一定特点在什么程度上应归因于以新教
为代表的宗教改革的影响。······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并不想支持这样一个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