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声称：购买了赦罪券后，购买者在现世和死后的罪过都可得到赦免。路德对此义
愤填膺，他说：“教皇今天比最富有的克拉苏家族更富有，为什么他不自己掏钱来盖圣
彼得教堂，而要向穷苦的信徒伸手呢？”11
第二，这一运动符合当时的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民族国家兴起这一政治态势的发展，
必然要求、而且能够把教皇看作是一个“外人”，不想让这个“外人”再来干涉自己的
事务。新兴起的专制主义的国王们要求自己在国内的绝对权威，而且，他们希望不再让
教皇在自己的领土上征税，希望自己能对教会财产征税，甚至攫取教会的财产。所以他
们倾向于支持路德的思想。
第三，新教改革去除了很多传统基督教中愚昧、形式主义的成分，使其能适应文明程度
已有提高的欧洲人的需要。
罗马教会不同意新教的观点。面对新教的挑战，他们在16世纪中叶召开宗教会议，坚持
认为教会拥有在解释圣经上的决定权。以后虽然又不断经历各种挑战：哥白尼、布鲁
诺、伽利略的天文学，培根的经验论，英国的自然神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公开的无神
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宗教的客观的社会学研究，等等，但罗马教会并没有动摇和妥
协。在1864年教皇颁布的《邪教提要》中，列举了80种邪说，包括：泛神论、自然主
义、唯理主义、信仰淡漠主义、放任主义、共产主义、自由教士会、政教分离说、现代
自由主义邪说、关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邪说、关于教皇世俗权利的邪说，等等。并宣称
：教皇乃最高权威，是永远不会错误的。从罗马帝国后期到中世纪的中期，传统基督教
在欧洲占有绝对优势，反对者寥寥无几，所以不需要建立宗教裁判所；可到了中世纪末
期，异端份子到处出现，罗马教会就建立了宗教裁判所，用火刑的方式来维持思想的统
一。
较量的结果是：新教以其摆脱罗马教会思想桎梏的精神，以其对罗马教会盘剥腐化的反
抗，以其对民族国家兴起的迎合，在欧洲获得很大成功：法国、苏格兰、瑞士、尼德兰
以加尔文思想为国教；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则以路德的思想为国教，英国的国教
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混合体，但大体上可以归到路德的思想体系中；由罗马教会所坚持的
传统基督教只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几个国家仍占统治地位。
16世纪既是宗教改革的世纪，又是战乱和暴动层出不穷的世纪。在宗教改革的旗帜之下
，涌动着的是各种利益的争斗：各国国王和罗马教会的斗争，各国国王和国内贵族的斗
争，农业贵族和城市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的斗争，被压迫压榨的农民、工人和权势者的
斗争，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斗争中，新教人士和传统基督教人士一样的残忍凶
暴，决不心慈手软。直到17世纪，战乱和暴动才渐渐平息下来，互相对抗的各种社会势
力才取得一个相对的妥协和平衡。
虽然路德和加尔文本人都主张统一思想，但宗教改革却使得欧洲在事实上向着宗教宽容
迈出了一大步。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罗马教皇站在一边，对抗信仰路德教
的诸侯，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最后达成妥协：“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
在法国，信仰加尔文教的胡格诺教派——他们中间包括商业和金融业中最能干的一批人
，和信仰传统基督教的人爆发内战，最后法国国王颁布敕令，保障新教徒的信仰自由。
在今天的西方，宗教信仰自由已成为普遍共识，但我们应该知道，欧洲人民的这一共识
，是通过血与火的历程换来的，就像今天美国和南非的种族平等，同样是经历了血与火
的洗礼。人们尊重自己的利益、信仰当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是要自觉地尊重他人
的利益和信仰，却是一件再困难不过的事。
如果说在中世纪欧洲，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是维系欧洲人民团结的一根纽带，到了宗教
改革之后，这根纽带似乎断裂了。约翰·麦克说：“路德教、加尔文教以及其他新教教
派的兴起，各个新教对罗马教皇的敌视，导致了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欧洲的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