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责任。”24 正因为加尔文所主张的新教认为“作为天职的工作是获得荣耀的唯一手
段，”25 所以，“只有通过完成作为天职的职责才能进入上帝的天国的观念，是多么
强有力地推动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意义上的生产力的提高。”26
为了强调加尔文教对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至关重要的作用，韦伯还分析了其他宗教。他
认为天主教、印度教、佛教、孔教、伊斯兰教等，都对资本主义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很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资本主义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没能出现。
对于韦伯的这个观点可以提出一些反对意见。
第一，世界上第二个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的发生地——英国，奉行的国教就不是加
尔文主义。而且从今天看，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在发展，但却没有几个国家在奉行加
尔文主义。也就是说，没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资本主义同样可以在一个社会体中发展
出来。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这些社会体中，虽然可以没有加尔文主义，但一定会有为
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的其他主义出现，这些主义虽然会在内容上和加尔文主义相差
很大，但在“为资本主义的盈利活动正名”这一点上，一定和加尔文主义相似。
第二，很多社会体都发生过工商业者的盈利活动，伴随着这种活动，都出现了一些类似
加尔文主义的社会观念，但不一定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比如，在明清时期的中国
，工商业的经营盈利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虽然那时中国的工商业者没有听说过加
尔文教，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商业道德，比如对勤俭、守信的推崇，对商人社会价值的
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经商同样是一种“事业”，甚至是一种“创业垂统”的事业——
这四个字在中国历来是被用于形容帝王的，这些都和加尔文主义有相似之处。余英时在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详尽的论述。
在引证大量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余英时指出：“韦伯论新教伦理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推‘勤’与‘俭’两大要目。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勤俭则是最古老的训诫。···
···到了明清时代，这种勤俭的习惯便突出的表现在商人身上。······在明清
商人伦理中，‘诚信’‘不欺’也是占有中心位置的德目。韦伯在《中国宗教》一书中
特别强调中国商人的不诚实和彼此之间毫不信任。他认为这和清教徒的诚实和互信形成
了尖锐的对照。······韦伯的说法大有商榷的余地。······以十六至十八
世纪的情形而言，中日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肯定了中国商人的诚实不欺。·····
·韦伯不能直接利用中文材料，所以这一层可不深究。······明清商人的勤俭持
家究竟是出于哪些动机呢？以世俗动机而言，中西商人大概相去不远。甚至中国人所谓
‘为子孙后代计’的观念在西方也并不陌生。更值得我们重视的倒是超越性的动机。明
清商人当然没有西方清教商人那种特有的‘天职’观念，更没有什么‘选民前定论’，
但其中也确有人曾表现出一种超越的精神。他们似乎深信自己的事业具有庄严的意义和
客观的价值。······（一历史文献称一位商人‘创业垂统’）此处用‘创业垂统
’四字实在非同小可。这四个字从来是开国帝王的专利品，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
了。这一新用法所反映的社会心理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商人也发展了高
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27
余英时论述的中心是：韦伯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新教文化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影响不同，
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而事实上在明清时期，中国文化中已经有很多类
似于西方新教文化的内容，因此资本主义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并不是由文化的不同造
成的。那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余英时认为是中国古代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造成的：
“明清商人所遭到的主要阻力是什么呢？有些学者已注意到明清的‘君主独裁’或‘国
家与官僚’对商人的影响。以盐商为例，他们一方面固受君主专制下官僚体系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