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12在这根纽带断裂之初，欧洲人民是不适应的，这也是当时的欧洲宗教战争不断
的一个原因。后来欧洲人慢慢接受了各种信仰的人和平共处的现实，他们开始学会在分
工合作的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是涂尔干所说的，人们由机械团结过渡到有机团结。
这一点在商业发达的荷兰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当时的欧洲人还未接受宗教宽容理念的时
候，荷兰人已经在17世纪实行了宗教宽容。荷兰欢迎任何信仰的人来荷兰，这在那个将
统一信仰等同于爱国主义的时代，是异乎寻常的。虽然荷兰的大部分人信奉加尔文教，
他们却选出一位信奉正宗罗马天主教的人做总督。结果，荷兰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外
国资本，荷兰的银行吸引着来自欧洲各地的客户，而不同民族和信仰的商人则云集阿姆
斯特丹。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荷兰建立，是毫不奇怪的。
下面我们将分析传统基督教和新教与欧洲工商业发展的关系，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
“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二、传统基督教对工商业发展的态度和立场

不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的欧洲，工商业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时
，在社会上占控制地位的道德是农业文明的道德；农业文明道德的奉行者们，站在道德
的立场上，对于人们利用经济方式明目张胆地追求财产、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对于各
种 “专属于工商业的社会规范”，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反感乃至敌视。
中国的儒家有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董仲舒则说：“明明求仁义，君
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像李嘉诚、刘永行这样的富商，要是早生500年，
都是被人看不起的“小人”，就像70年代末中国人看待第一批个体户一样。《大学》里
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去追逐财富的话，人民之间的团结就没有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所以，那时提倡的是这样的行为：“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董仲舒语
）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思想认为：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历代王朝的一个基本国
策是“重本轻末”。中国古代有四个传统的阶层，按社会地位的顺序排列为：士、农、
工、商。商人们在两千多年的中国，从来没有获得过较高的社会地位，连他们想炫耀一
下自己财富的要求都要加以限制，钱穆说：“汉代有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之事，此种限制
，直到清代，还是时时变相出现。”2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道德的集中体现，那么基督教就是欧洲农业社会道德的
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对商业的反感主要是通过儒家表现出来，而在欧洲中世纪，对
商业的反感则主要是通过基督教表现出来。
圣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来的客商会使任何人民的道德受到腐化的影响。如果市民
专心于做生意，他们有作出许多恶事的机会。因为当商人想要增加他们的财富的时候，
其他的人也会充满着贪婪心理。商人······离开手工劳动，享受舒适生活，因而
身体软弱，心灵委靡，为了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对它的商业活动，应加以限制。”3
阿士力在《经济史导论》中说：“《福音》······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人们要防止
追求财富，因为那将使他们抛弃对上帝的服务并将使良好的种籽枯死。······基
督神父由于有着这类教训，对异教世界的自私自利行为，曾起着一种有益的反感，那引
导他们整个地谴责了追求财富。那还引导他们更向前进——乃至否认一个人有权以自己
的东西来做他所愿做的事，甚至奢侈地享用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然而，如
果说一个人的力求致富行为是有罪孽的，那么难道贸易本身可以有正当的理由来辩护吗
？这一问题，在中世纪时代，使许多人在良心上感到困惑。······无论如何，贸
易对灵魂来说，是有危险的。”4
亨利·皮朗论述道：“商业复兴在各地引起道德矛盾。在整个中世纪，这种道德矛盾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