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作为个体的实体、纯粹的singular，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来，诸如“元素”、“原子”、“单子”、“基本粒子”、“变元”、“上帝”、“主体”、“个人”、“公民”、“法人”，等等。它们被认为是基础的，独立自足、不可分割的。然后，第一实体组成第二实体：种、类、属等。这也在西方观念的各个方面上体现出来：“感知”依存于个别“感觉”，“集合”依存于“变元”，“物种”依存于生物“个体”，“市场”依存于“企业单位”，“国家”依存于“公民”（主体subject也是臣民的意思），“组织”依存于“成员”，等等。

这里尤为要紧的，就是逻辑的“集合”（set / collective）概念，这是西方逻辑的真正基础，从而也是西方思维形式的真正的观念基础。我们知道，现代数学与逻辑的统一的基础，就是集合论。西方逻辑推理的实质，就是揭示名词之间的关系，亦即揭示个体、种、类之间的关系（想想基础逻辑教科书上的那些圆圈），而实质上就是揭示个体元素与集合、集合与集合之间的关系。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可以被种类所陈述而不陈述种类，因而个体就是种类的基础。按罗素的说法，分子命题可还原为原子命题；而原子命题的主词，就是个体。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集合的基础乃是元素（elements），此元素可以是低级集合，也可以是个体，但归根到底是个体，所以集合又叫做“个体域”（domain of individuals）。集合的刻划方法就是列举元素个体（外延法），或者既列举元素、又刻划元素的共同特征（内涵法）。集合论创立者康托尔（Cantor）的定义是：“一个集合就是我们的直观或我们的思想上那些确定的、能区分的对象的成一整体的汇集（collection）；这些对象称为这集合的元素。”（23）这个定义非常确切地体现了西方的实体观念。

但是，中国哲学没有亚氏范畴那样的“实体”观念。这是我们区分中国和西方观念的第一个要领。中国哲学也有“实体”这个说法，但不是西方substance的意思。例如朱熹《中庸章句》讲：“道之本原出于天而不可易，其实体备于己而不可离。”但朱熹所谓“实”“体”或者“实体”，是说的“理”。例如他解释“理一分殊”说：“一实万分，万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处。”（24）（《语类》卷94）“其体，则不过仁义礼智之理而已。”（《孟子或问》卷14）两层意思合起来说就是：“一理之实，万物分之以为体。”（《通书解》）进一步说，此“理”的“实体”，其实就是《中庸》所谓“诚”，朱熹所谓“性”：“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语类》卷98）；“心主于身，其所以为体者，性也；所以为用者，情也。”（《答何叔京》二十九）。总之，与天理同一之心性，便是儒家所谓“实体”。

中国哲学“体用”范畴也是常常遭致误解的，人们把这个“体”理解为西方式的“实体”观念，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常见的说法，以为“五行”是相当于西方四大“元素”（elements）那样的东西，进而断定这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这实在是大谬不然的。中国哲学之所谓“体”不是西方所谓的“实体”，乃是一种纯粹的关系（详见下文“关系”范畴），正如“體”字所透露的消息，是一副纯粹的骨架（框架）。孟子就曾用“四体”来说明仁义礼智“四端”关系结构：“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例如“阴阳”（我曾说过，中国哲学的所有范畴、中国文化的所有观念，都可以归约为阴阳（25）），张载说是“一物两体”，但是无论“阴”还是“阳”都决不是实体，两者不可分开来说，它们就是一个纯粹的关系，所以他说：“一物两体，气也（26）。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正蒙·参两》）再说中国哲学的“物”这个观念，也不是西方所谓的“实体”。道家讲“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儒家讲“物犹事也”（27），而“事”当然绝非实体概念。一旦把“体”“物”讲成西方式的“实体”，就会导致“格义”不通之解，这是我们应当慎之又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