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文革"前各级领导人，被"大字报"揭露得体无完肤；其中除去"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项政治性批判之外，更多的内容都是指向其个人的品德（譬如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卖友求荣等）。而新产生的领导人又闪电般地更换，一旦下台，新的道德申斥必定随之而起(16)这种循环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上至"四人帮"被"打倒"、毛泽东"走下神坛"，下至基督组织的种种矛盾，"道德批判"始终是相当普遍的方式。值得思索的是：在最不道德的暴行之中，一方面是道德约束的全然失效，另一方面却是如此之多的"道德批判"，此种"道德"究竟为何物？同时，如果按照"道德批判"所揭露的"事实"及其逻辑推论下去，那么传统道德所依托的"理想人格"有可能存在吗？

第三，对"文革"的一项重要否定，在于指出它是个别领袖人物"错误发动"的结果。但是"文革"之前早有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仅管后来也被--否定），只不过涉及的对象有所不同，打击的范围没有那么"史无前例"而已。

如果说"文革"是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发动"，那么此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参与者和受益者是否毫无责任呢？如果"文革"的对象和范围有所收敛，像以往的政治运动一样，是否就不会被视为一场灾难呢？

第四，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中国知识分子在"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一些措辞激烈者大谈"中国知识分子被强奸了四十年"的时候是否还记得："文革"当中大批饱学的知识分子惟恐效忠而不为人知，改造而不够彻底，"风口浪尖"而"经不起考验"，敢于"痛"中言"痛"的又有几人？"文革"中的集体虚伪愈演愈烈，难道推波助澜者声称自己"被强奸"就可以辞其咎？

第五，"文革"常常被描述为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在这出闹剧中每个人似乎都只是在表演的玩偶、都被别人牵动着引线。就连毛泽东本人，如果说是他给出了"第一推动力"，那么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也不能收控自如，甚至多少会被一个已经无法停止的巨轮所左右；只是他身处巨轮的轴心，被左右的程度略小而已。(17)他所接受的疯狂崇拜就是一例，否则以他的学养和经验，怎么会不知道一个凡人"道成肉身"的代价？这里的问题在于：当毛泽东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玩偶的时候，牵动那引线的究竟是谁？

对"文化革命"进行如上的反思，结论只能有一个，即："文革"与"奥斯维辛"一样， 典型地体现著一种集体无意义的历史合力，同时也典型地暴露著理想价值在现世中的片面和限度。"罪恶"之所以得以实施、"恶魔"之所以得到成全，恰恰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参与其间；就终极的意义而言，在这种持久、巨大的罪恶之中，几乎不可能存在什么纯洁的"受害者"。而参与罪恶又能以多种途径逃避自我谴责，则是因为自相矛盾的现世价值理念完全可以为任何一种选择提供合法的解说。

集体无意义的作用和"自我保护"的心理暗示，还使人们实际上很难面对这一过于痛苦的事实，而宁愿借助谴责罪恶将真正的痛苦转化。转化的方式，则是"人之于味，有同嗜焉"。因此对于"后文化大革命"的心态的分析，正可以借助保利菲博士的三种模式。需要特别强调的，只是这三种模式的共同结果并不在于是否应该宽恕， 或者宽恕的理由何在， 却在于是否还有人需要宽恕。

"恶魔化"的集中例证，也许可以说是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到目前海外女作者的大批自传式作品，以及二十多年来各种形式的回忆录。许多这一类作品在控诉"恶魔"的同时，都会将某信主人公、某位遭到迫害的领导人、作者本人或者亲人描述为清醒、理性的反抗者，描述为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们既可以洁身自好、不与流，又往往得到"恶魔"之外的"绝大多数人"的同情甚至支持。这样的叙述自然可能含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因素，然而就总体而言，任何有过亲身经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不是"文革"中的普遍事实。否则，群众性的、似乎也很真诚的疯狂又如何解释？关于"受害者"之言行的一些史料是否必须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