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宗教和道德意识维系了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底线：人因为背负不起心灵的十字架而不敢亵渎基本的伦理价值。否则人们就恐惧，就内疚，就有负罪感，就要忏悔。罪感意识就这样在我们的人格深处构筑了一道防线，从而保障一个民族基本上能按文化和价值标准而行。
但是现在，这种价值意识也处在明显的消亡之中！

四

导致中国文化的道德底线行将崩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就开始关注中国的道德和价值危机。主流话语对这种危机的分析可以归为四类：（1）"四人帮"或"文革"的破坏；（2）、"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3）、改革开放或"市场经济"带来的；（4）、社会的现代转型导致价值的失范。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一点道理，但是深究起来，问题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 。
"四人帮"，或者更深一点说，十年"文革"把人心搞乱了，把文化搞乱了，这没错。但"四人帮"难道是天外来客，"文革"难道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派特务秘密烧起来的？"四人帮"这类人物、"文革"这类政治运动为什么只在并且总在中国当代这一特殊的时空存在？还有，为什么"文革"结束二十多年，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愈演愈烈？我们难道不应该检讨产生这种现象的深层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基础吗？
把价值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多半是一个望文生义式的想象。究竟西方资产阶级的哪些文化在哪些方面怎样影响了我们？那些被认为是"西方"的东西真的是西方的吗？以常见的几个说法为例：
（1）、"个人主义"。 摧毁我们的道德基础的究竟是任何文化中都有的（在中国，当然是中国本土的）私利行为，还是西方所谓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我们知道，私利行为具有普遍性，而Individualism则有特定的含意：它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鼓吹个性解放、个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保护与尊重等等，这显然与我们所谓"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那些践踏底线伦理的极端非道德行为，其特征是，根本不把他人当人，何谈尊重他人的个性、权利与尊严？
（2）、"利己主义"。西方的利己主义（egoism）也有特定的含义：利己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与权利，因此每个人都有权争取和维护自己的物质利益。这里的关键是"每个人"，即人人权利平等，你在利己时不能妨碍他人利己，不得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中国的"利己主义"（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不同，它的典型形式是：谁有权谁为自己捞，谁在位，谁当权，谁就"牛"；不在位，没有权的就是"孙子"，这是我们特有的强权政治式的利己主义而不是西方的egoism。
（3）、"金钱至上"。金钱至上的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但所谓金钱至上，主要是指一切都商业化，一切都成了买卖关系，一切都遵循等价交换原则；而商业化的前提又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维系市场规则的则是完整严明的法律体系。还有，商业舞弊不但要负法律责任，还会失去道德信誉，而无信誉者在市场经济占主导的社会里是无法生存的。然而，我们社会中的"金钱至上"，恰恰是践踏法制、无视公平交易原则、破坏市场机制，不讲信用，恰恰是官僚特权以及与官僚特权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歪门邪道作崇。所以，西方的"金钱至上"观念并不是导致我们价值危机的根本原因。
当我们把道德危机的根源归诸"西方文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用"冷战思维"思考问题，把一切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的现象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头上。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虚构一个没有西方的"西方"。我这里决不是为西方文化辩护，而是反对不负责任的望文生义，忘了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社会作深层的检讨，忘了我们自己的权力和责任，误了中国文化和价值建构的大事。
把问题的根源归诸"改革开放"，也是一个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说法。改革开放的哪些因素以及它们如何地造成了底线伦理和基本价值的崩溃？这些因素本质上是隶属于"改革开放"的呢，还是旧体制中的恶在新条件下的再现？换句话说，无数丑行恶行是出自改革开放的本性，还是旧势力中的恶钻了改革开放不深入不完善的空子？澄清这一点是问题的关键。之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开放是在旧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每一步都有旧势力的牵制和渗透。作为学理的分析，应该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去把握它的深层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