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民主（democracy）与多样性（diversity）趋同。网络的民主性源自将网络视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想像。所谓理想化的言语情境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中的话语，其基础仍然是启蒙意义上的理性观念，其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xxix]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所批判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公共领域，特别是大众传媒不再是具有民主功能的理想化言语情境。在理想化言语情境的诱惑下，人们设想网络将带来根本性改变，把网络设想为"电子广场" [xxx]（electronic agora），还有人认定它将导致全球公民的全球认同（global identity）。莱恩格尔德（Howard Rheingold）指出，一旦所有人都能上网，加之言论自由得到法律保护，公共领域将得到恢复[xxxi]。然而，莱恩格尔德所说的公共领域并非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莱恩格尔德、《连线》（Wired）的评论家和电子前线基金（EFF）所倡议的是，在网络空间中建立一种民主的后政治（democratic post-politics）。

实际上，启蒙意义上的民主与所谓的后政治是有内在冲突的。启蒙意义上的民主的核心观念是：主体是具有普遍性的理性人，他们共同参与单一的公共领域，以获得指导行动的绝对真理。而后政治的幻想与其说是启蒙意义上的民主毋宁说是对多样性的追求。网络社区被想像为去中心的地域，它使不同的意愿得到表达，不同的身份得到认同。网络空间由此似乎成为一个新的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网络中，统一性和普遍性正被特殊性和多样性所取代。人们不再被视为抽象的理性人，转而关注真实的主体间的差异，而对主体间差异性的强调无异于说明，启蒙意义上的全体参与、民主讨论和民主决策实际上只是一种宣传性的修辞话语。换言之，有关网络将构建一种理想化言语情境的设想的一个硬伤是：人性之复杂使理想化的交流只能是一种空想。

在主张多样性的同时，人们似乎不愿放弃民主这个带来无限希望的语汇，折衷的办法是回到民主的本意：以人民（demos）的权力（kratos）来管理社会。这样，民主就与多样性成了同意词：社会架构应该具有足够的弹性，以使各异的主体相互承认，平权地共在。在网络中，这种理念的最为集中的体现是所谓言论自由观念的延伸：人们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发布信息和自主地选择信息。这就导致了言论自由的意识形态化。

网络社区的特性与其说由网络技术决定的，毋宁说是网络技术所暗示的，而网络技术之所以能够起到这种暗示的作用，又在于人们在不停地反思生活，在不断赋予新技术以某种意义。这是一个诠释的循环：新技术是人们反思的工具，我们总是在根据需要而受到启示，将新技术构造成某种隐喻，反过来，这种隐喻又影响到了技术的发展。因此，要理解网络空间，就要不断进入到人们正在反思的问题之中。

3．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通过上述有关网络空间本质的讨论，我们看到虚拟生活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悖论：一方面，虚拟生活带给沉浸于其中的人的首要感觉是"挣脱了真实生活的束缚"[xxxii]，而同时，人们通过虚拟生活使自我得到充分的显现或从更多的层面体验自我之类的意向又是一种强烈的欲望，是对控制的诉求。换言之，如果说虚拟生活具有微观生活层面上的"解放"性，这种"解放"性的实质是对现代社会中受到压制的个人欲望的释放。因此，虚拟生活较日常生活更凸显主体的独立性，从某种角度来讲，虚拟生活是一种独自的自我生活，其根源来自自我的欲望：对世界和他者的控制（至少是规避风险）。在这种生活心态下，进入虚拟生活状态的主体对于群体的态度必然是"若即若离"，由此导致了所谓游牧部落式的虚拟生活。

在真实生活中，欲望是要受到总体性的压制的，自我因此必须接受一种规范化的认同。对此，德勒兹在《千座高原》中指出，这种总体宰制性是由西方传统中的"树状思维模式"造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认为，在"树状思维模式"下，心灵依据系统原则和层级原则（知识的分枝）来组织关于现实的知识，由此建立起一种以自明的、自我同一的和再现性的主体为基础的庞大的、中心化的、统一的、层级化的观念树，其上繁茂的树叶则被冠之以形式、本质、规律、真理、正义、权利、我思等名目[xxxiii]。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总体性的压制并不能完全使个体的欲望同质化，因此始终存在着一种与这种中心化和层级结构的"树"相对立的去中心化和非层级结构的"块茎"。这种"块茎"所用以隐喻的是人的欲望的随意性、无约束性。如果说"树状思维模式"所支持的是宰制性的"国家思维"，那么"块茎"思维模式则暗示着任欲望自由流动的"游牧思维"（nomadic thought）。鉴于后者始终潜存于个体的欲望之中，一旦条件允许就会引发对游牧部落式的生活的冲动式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