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西方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对“工具行为”的揭示和批判，以及对“交往行为”的强调和重视，从另一个向度说明了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知性形而上学发达与烂熟后的直接灾害之一就是形式化、概念化向现实社会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细密渗透，“自然的定量化，导致根据数学结构来阐释自然，把现实同一切内在的目的分割开来，从而把真与善、科学与伦理学分割开来。”“逻格斯和爱欲之间不稳定的本体论联系被打破了，科学的合理性呈现为本质上中立。”[29]与性情相连接的善、美、正义的观念被驱逐进纯粹的个人偏好领域，而丧失了普遍的有效性。于是，性情不再与理性相干，而成为一种游离于人生生活之外的赘物。现代“科学”以及在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技术”，使得：一方面，人统治自然；另一方面，人又被社会所奴役。“趋于更有效地统治自然的科学方法，开始通过对自然的统治来为人对人更有效地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30]先进的科学、技术虽然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在更大意义上还只是为新的、更有效、更灵活的社会控制形式的产生创造条件，本质上并没有使人类的性情获得真正的解脱和发挥。在科学、技术发展中不断得到合理化的只是人们的“工具行为”，即人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但人类奋斗的目的并不是使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毋宁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交往行为”是主体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一致。工具行为讲求的是客观、中立，根本上就不允许性情因素的参与和介入。只有在交往行为中，才能有性情生发的空间和存在的可能性。“科学已经可能使技术去支配自然的力量，今天也直接扩展到社会上；……但是，科学上得到了解决的技术支配[自然界的]问题，又以同样的规模变成了同样多的生活问题；……生活世界的问题要找到解释都必须通过同日常语言相联系的行为和谈判来解决。”[31]同样，也只有生活世界里包括商谈在内的交往行为才需要性情。哈贝马斯建立“交往伦理学”（Kommunikationethik）或“商谈伦理学”（Diskursethis）的目的就是要将道德的理性基础从单一形式的“意识理性”转换到具有社会“可通约性”的“交往合理性”上，从而人不再是纯属于理性世界的，而应该同时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相关联，于是，才有可能克服知性形而上学无情无性、工具目的压倒价值判断的病弊，使“真实性”、“真诚性”和“正当性”确实成为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的人类要求。

事极必反，西方知性形而上学发展至颠峰，必然产生出重性讲情的非理性或反理性的哲学流派。现代哲学之后，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到马克思的“实践”、弗洛依德的“力比多”、海德格尔的“思”、克尔凯郭尔的“情感”，再到拉康的“欲望”、福柯的“历史”、德里达的“游戏”、列维拉的“异”，等等，不断反映出知性形而上学在经过对西方哲学的相当长时间的主宰与统治后所遭受的冷落、反叛和扬弃。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知性形而上学传统的背后，也不乏对感性、对性情的重视和强调。

康德哲学就是最明显的例证。与《实践理性批判》十分强调道德法则的形式化、纯粹化不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似乎把“感性”放在了一个极为重要、尤为显赫的地位。在康德，人的生存在世，如果真正要成为人，必须实现由自然向社会、由现象向本体、由主体向对象、由理性认识向道德伦理、由特殊个体向普遍总体的过渡、转移或提升，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得有一种具体的中介或连接。能够担当这一职责的是属于人的特殊心理功能的“判断力”（Urteilskraft）。一切审美判断所要求的普遍有效性并不是由知性范畴、理性概念所能直接决定的，而毋宁仍然只是一种属于人们主观内在的感性状态——情感。康德说：“这种判断之所以称为审美的，正因为它的决定根据不是概念，而是对各种心理功能的协调的情感（内在感官的），在它们被感觉的限度内。”[32]决定审美判断的不可能是一般的知性概念，而应该是对人的各种心理活动都能起影响和作用的“情感”（Gefühl）。“这种表象所包含的各种认识功能，在这里处于自由活动中。因为没有确定的概念给它们以某种特定认识规则的限制。因此，在这种表象中的心情，必然是把某一既定表象联系于一般认识的各种表象功能的自由活动的感情……。”[33]在纯粹知性的逻辑判断中，因为有“认识规则”的限制，于是就不可能产生出那种能够自由自在地进行“协调”活动的情感来，“只有想象力是自由地召唤知性，而知性不会借助于概念的帮助而将想象力置入于合规律的运动中，表象于是才不会作为思想而是作为一种心情的合目的性的内在感觉，把自己传达出来。”[34]“人们传达他们的思想的技能也要求一种想象力和知性的关联”[35]，这里，“想象力”（Einbildungskraft）的作用也被凸现了出来，不是知性决定或主宰“想象力”，恰恰相反，“想象力”不但可以召唤知性，而且还可以自由地进行召唤。不应该忘记的是：康德的“情感”与“想象力”，在“批判哲学”的体系里充当着知性世界与道德伦理社会之间的媒接或桥梁，是跨越纯粹知性哲学进入实践哲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纽带，而这一切都与性情有着密切的关联。康德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已经从西方传统哲学理性逻格斯中心主义的浓厚背景中走了出来，真切地意识到了知性形而上学所潜藏的深刻危机——纯粹的知性形而上学不可能直接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不可能打开人们广袤的心灵天地，不可能与人们的生存状态相关涉联通，不可能解决实践领域所存在的包括人性、政治、道德、伦理、生态、环境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人类的未来不会再控制在知性形而上学的掌心中，而一定与性情形而上学结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