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理性分析的剥落，西方哲学把世界分成了两个近乎对立的存在，一是现象界，一是本体界。在这种两开的世界里，一方面，本体不可知，情根本就无法介入其中，所以情的存在是多余的；另一方面，现象虽可知，但为了保持认知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绝对真理性，知又不允许掺进任何情的成分，情的存在又是非法的。这样，只有那种能够扎根于现世性的哲学才会给情留下地盘。相对而言，西方式“两个世界”里的抽象思维可以不要情，但是，立足于“一个世界”的中国式意象思维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情。应当承认，儒学哲学的现实性、今世性在根本上就已经决定了情的存在价值和特殊地位。“子曰：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论语·雍也》）道不在遥远的天国（如基督教），也不在超越的彼岸（如西方哲学的康德），而就在人们活生生的日常世界之中，就在人们嬉笑怒骂的生活情感之中，就在人们举手投足的普通行为之中。“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道就在眼前的这个世界里，道可以“行”、可以“藏”，所以，它一定处于人们的伦常日用之内。“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从现实的人生、从今世的生活中甚至从身边微不足道的小事里去寻找本真存在，这才是获取仁、得到道的基本原则和首要方法。“非道远人，人自远尔。”“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22]道并不是外在的对象，而毋宁已经消融于人生生活里，人与道简直就是一体的。重要的是看人有没有为道、成道的意识自觉。同样，“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师也在世间，而不在天上，师不是上帝（Lord）、神，也不是抽象的理性构造物（如逻格斯、理、无极、太极），而是与我们一样的活生生的人。于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还要特别强调对生活居处的选择了，即“里仁为美”（《论语·里仁》），因为居处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肯定影响到人生的道德践履和实际修行。

儒学有情，也反映在孔子本人的性格特征上。《论语》中的孔子，并不像后世那些一味板着脸面说教的“卫道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生机活现的生活常人、性情中人。于是，作为“圣人”、“教主”和“万世师表”的孔子就：

不但有闲居的惬意和愉悦——“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论语·述而》）“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里仁》）

而且也有撕心裂肺的哀叹悲情——“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既有“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的“孔颜乐处”，也有“吾与点也”（即“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论语·先进》）的盎然生活情趣。

曾经怀有过希冀和幻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也有过不得志的失落和苦衷——“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论语·阳货》）

更不乏发泄牢骚、愤慨的时候——“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

孔子偶尔还会开一点玩笑，《论语·阳货》记载——“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论语·乡党》载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这样，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孔子，不应是刻板、呆滞的单一脸谱，如后世人们所理解和想象的那样，而一定是洋溢着丰富表情的生动面孔。而这才是本真的孔子，才是活生生的孔子。西方的哲学家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肯定也不乏“情”甚至还会有“情”的热烈与执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活生生的人情世界直接写进哲学，更不可能将之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来对待、来处理，因为，他们的生活与哲学是有“隔”的，他们的本体与现象是两“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