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响彻南北，此后又长盛不衰的「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除了个别时修有武力抵抗外敌入侵直至侵略者降服，或推翻外国政权的推进世界革命的含义外，基本的要求是：1、收回被割据的领土和租界;2、取消不平等条约；3、收回关税自主义的要求。胡适等人的主张，是通过内部的制度改革，发展经济、文化，澄清吏治，实现法治，以文明形象和实力，和平谈判，收回利权。而在陈独秀等人，则一反新文化运动前期的主张，认为这些都缓不济急，应该用武力手急速实现这些目标。

与此相关的是如何实现国内和平和国家的统一。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各地的军阀都是帝国主义的工具，用此他们支持孙文和国民党武力统一和北伐的主张。胡适等人则支持陈炯明、唐继 、超恒惕等地方实力派的主张，实行「联省自治」，逐步和平统一。（42）

胡适等人对内对外的主张不过是新文化运动揭橥的「修身治国」之道的延伸，但在当时就被视为支持「军阀割据」，后来更赢得一顶「买办文人」帽子。陈独秀等人的慷概悲歌迅速压倒了胡适等人和平变革的呼号。这个现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代代相传的大一统情结和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两拯化的思维方式与「党军」结合的恶果。

前面已经说过，新文化运动本来是各种流派兼容并包、自由辩的思想文化运动。在这样的文化环境（制度和氛围）中，所在皆有的极端思想将得到自然的化解。可是，在国民革命兴起的地方，这样的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非黑即的两拯化思维方式，而且以政权和军队为后盾。文化的警察和法官，取消了文化自身的消解和淘汰功能。

办军校、编练「党军」，是国民革命的特点和赖於兴起的基石。蒋介石是这样训练军校学生的：「古人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余更续数语曰：不为信徒，便为叛。更进一言曰：不为同志，便为冠分。盖天下事不是则非（不准则退）理固然也。」（43）身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也斩订截地说：「……中国革命派反革命派已到了短兵相接时候……在中国现在时候一切中立派的人中立派的报都一定迅速变其态度，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从前灰以的中立的面具现在是不能再戴着了。」（44）毛与蒋，一文一武，认识完全一致。毛泽东远进一步说明，如果广州的革命军队占领了上海，「《时事新报》之类一定发封（也许《醒狮周报》在所不免）。言论只让多数人自由，那少数人的自由一定给他剥掉，和着以前恰恰相反。这时候中间派一如在广州之不能公开宣传。」（45）后来，国民革命军打到上海，毛泽东梦寐以求的以革命和多数人名义剥夺言论自由的局面果真实现，但毛本人的言论也屡被剥夺之列了。

蒋和毛的上述主张，按其极端性来说，远远赶不上朱谦之。朱不过是介书生，他的「宇宙革命」革不掉北大的一片破瓦，而给新文化运动增添了几分热闹。蒋和毛的背后有枪杆子，「言出法随」，老面姓只能徒呼奈何。

不是要追究激进思潮泛滥的原因吗？历史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应该正视的。

头一条不应忘记的事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的是宽容和多元并立的精神。宋明理学反覆宣扬「不为圣贤，便为离兽」的两极化思维方式，是中世纪意识形态奴役人们心零的工具。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之一就是要冲破这一类思想牢笼。以革命的名义继承这样的民维方式，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动。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是各种重大变革的先导，这种思维方式在革命的名义下复活，强有力地证明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任务没有完成，必须坚持和更广泛地进行。此后，它屡仆屡起，顽强地以各种形式再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不应该笼统地指摘「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因为思想文化的变革仍是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没有出现光要思想文化而不顾其他领域的变革的历史现象。上述种种思想文化传统压倒新文化运动的诉求，导致激进思潮泛滥的事实；近年「说不等廉价的狭隘民族主义居然蛊惑了那么多人；都应该引起中国人高度警惕。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不长期耐心反覆系统地清理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不坚持不懈地传播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多元、理性等现代观念，完成新文化运动的未竟事业，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