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不少社会精英都把学习西方视为救国的主要途径。但西方列强厮杀的惨剧和战后的破改景象，给这些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困惑，不少人希望寻找新的文明。「劳工种圣」，以互助取代竞争等观念风行一时；特别是与主流文化迥异的另一西方学记――社会主义，成了广受观迎的新思潮。当时不但陈徇秀、李大钊等人讲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梁启起为首的研究系也大讲社会主义。他们所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宣称第二种文明（资本主义）已经崩溃，全世界将「依第三种文明的原则来改造」，「必定是取互助主义与劳动生活」，建立「社会主义与世界;主义」的文明。（28）此外，还有不少刊物与小围体表现了程度不等的社会主义倾向。

第二，平等的诉求压倒了自由、民主。

作为上述趋向的一个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也在悄悄地变化。

最初揭示的是「科学与人权」。后者的核心是个人的自由与法治。「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29）「共和国之本质，妈基於小已之言论自由」，「政府抹煞他人之自由言论，固属谬，即人民抹煞自由言论，亦为历禁。」为此，必须「敬重少数意见与独立意见」。（30）

三年多后，在1919年1月发表的《本志（《新青年》）罚案之答辩书》上，陈独秀开始用民主与科学取代人权与科学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他写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维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孙教，礼法，贞节，旧偷理，旧政治……」。他说的旧政治，指的是「特权人治」。（31）由此可见，他所说的民主，内涵比较宽泛，实串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凡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思想纲念和特权，均在反对之列。

这个口号的转换意味着什么？在同中世纪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破坏民主共和制度的军阀、政客门争中，「民主」的号召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民主有多种全释，在二十世纪西方主流文化中其基本内涵有广泛的工识。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接受和拒绝了甚么？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这些领袖思想取向的差异日趋明显，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流派，后来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国共合作帮助国民党大发展的重要领袖。但在这个大转变之前，他们对民主的理解已与西方主流文化有颇大的差异。

首先，立宪和政党政治成了应予抛弃的垃圾，1919年6月，五四爱国运动进入高潮，陈独秀明确表示：「现有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吧上都要成历史上遇去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地罢。」（32）这个政治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失望，也包含着对世界政治发展趋势的理解。

其次，在实现民主的方法上，把民众的「直接行动」看成是首要的。1919年6月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提出要「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如不采纳则「惟有直接行动」！（33）这实际上带有依靠群众夺取政权的性质。陈独秀是一介书生，手无寸钱，这个威协没有赫倒有关当局，反而被官府捉去了三个月的牢。这一年的十二月，《新青年》社发表作为「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又宣布：「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34）

翌年，陈独秀重申：「五四运动特有的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动；（二）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於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护持，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35）

如果把「直接行动」理解为进行、示威、罢工等和平表达意愿的行动，这是公民应有的权利是现代民主题中应有之义。像五四爱国运动这样的「直接行动」也在近代中国建立了不配的功勋。不遇，此类行动是社会予盾尖锐化的表现，这些活动有可能遇於情绪化而理性精神不足。因此，它通常是社会生活中的非常手段，不能用以取代对国家和社会进行民主管理的基本方法和制度。后者主要是宪政、法治、三权分立，以两党或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只为基础的议会制等等。不幸，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大都是人文学者，既对现代政治理论缺逐全面，系统的了解，亦缺驾御实际政治门争的经验。因此，在他们的「公同意见」中，把「民众运动」的作用估计遇高，不适当地眨低了政党政治的作用。陈独秀则走得更远，反立宪、政党、议员、法律一概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