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偏激的认识，使陈独秀越走越远。一年后，他断言：「甚么民主政治，甚么代议政治，都是些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是「欺骗劳动者的」。（36）「民主主度是甚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全来欺编世人把持政权底诡计……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持错。」（37）皈依西方非主流文化，终於使他转向拒绝民主政治。

中国接纳西方现代文化的时间很短，也很不系统。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大批留学生涌进日本，多半读的是「速成」科。以陈独秀来说两次赴日留学。第一次从1901年10月至1902年3月初回国，历时四个月，进的是补习性质的学校。1902年9月再度赴日，读的是成城学校陆军科，翌年四月又跑回来了。时间不长，且很快就参加了革命活动。（38）风去际会，把他推向历史舞台，扮演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没有系统研究过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他，偏偏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大动荡中，承担了为中国思想文化导航的重任，他有过非比寻常的出色贡献。但在纷至沓来的世界性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反民主的思潮袭击下，无力解决界性的难题，於是，反主流的思潮把他卷入了旋涡。

从高举民主大旗到否定民主，其中一个理论误区，是对民主与自由、平等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民主必须以自由（言论、信仰、集会、结社、居住……等方面的自由）为条件；也必须以一些领域的平等为前提。后者主要是政治和法律权利的平等，人格和机会等方面的平等。但是，自由和平等之间有内在的张力。如果在各个领域都要求绝对的平等，必然侵犯个人的自由，如何恰当地处理两者的关系，是至今仍在不断探讨的问题，问题在於1919年9月，陈独秀走出牢房后，平等成了他关注的焦点，出现了把平等看作民主主义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内容，忽视了民主的其他不能忽视的内涵。在这一个的十二月，他直载了当地说：「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与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於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39）民主主义在他笔下，已经等同於社会主义。更危险的这一平等的诉求已演变成，为了保障多数人的「平等」和自由，应该以民主的名义，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和民主权利。

这不是少数人一时的激愤，而已成为颇有影响的思潮。它与国民党结合，成了彻底否定民主的重要依据。

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黄季陆提出议案，建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为政纲之一，以便保护少数，完善民主制度，维护者在发言中说：「选举本为和平运动中之第一方法，欲在议席上有发言权，即须竞争选举，毛泽东立即在大会上发言反对：「比例制有害於革命党，因少数派以机会也。」提案人解释：比例选举制非人表资产阶级，京非有害於革命事业，实乃全民政治之代表物。」毛泽东又一次说：「比例选举制虽为社会党所赞成，但当其未成功时，固是如此，若成功后，即不尽然……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验。」如此坦率地申明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十分罕见。更值得重视的是，有一代表发言补充说明：「本党政纲中规定通通选举，本席即有疑义，曾询宣言审查委员会，据去此不过形式规定，因吾党现在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此等选举法当然不适用。后总理又添一案，厘定考试选举，其他选举是不适用的。」（40）民主、选举云云，通说说而已，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决定的即定方针。在这一问题上，国共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第三，民族主义和大一统情结排拒和平发展的「联省自治」。

激进思潮泛滥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中国处於屡受列强侵略的贫弱地位。如何改变这个状况？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派，认为内因是主要的，主张着重内部的改革。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认为祸根是帝国主义。他毫不含糊地说：「我深信外国的资本主义是致中国贫乏的唯一原因。」再加上在他看来，「像中国这样的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面政治及经济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时间是否容我们渐进的Evolutionkn呢？」（41）他的这种急於从列强欺压下拯救中国的情绪，是与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人民长期 结的民族主义难分难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