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新文化运动是多个思想流派的汇合，其中确有极端激进的流派，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或社会动荡的根源。

这些流派中最偏激的莫於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中朱谦之科得上是最彻底的「革命者」。他号召进行「宇宙革命」要革到「天翻地覆人类灭亡」，「举宇宙的存在物而悉灭尽之」！可是，没有多久，他便大声疾呼：「我的朋友们呀！我恳求你，不要怀疑，不要想打破一个东西，甚至一微 都不须打破，这些形形色色，都要信他本来让你真诚恻怛的一点情……这么一来，就能把宇宙的一切，都化於「真情之流」，都复归於神的当中，而人们的不自由不幸福，自然而然个解脱，而实现真情生活在人间上了。」⑤从要消灭宇宙间的一切到一粒微 都无须打破，最极端转化为最平和，是激进还是保守，实在说不清楚。

另一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有类似的情况。1919年1月，他写道：「现在社会的政治、宗教、法律、资本家，阻止人类全体的自由的幸乐，使他不能实现，都是强权的，我们应该「面尺竿头，更进一步」，从根本上将他们扫除。（全世界革命）由平民自己去行那「互助」的生活（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才算进化的公理（无政府，无私产），完全战媵强权呀！」真是壮怀激烈，溢於言表。可是，二十年代初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广东，他便「以钓游为乐，间或有事乎蕉学，金石残碑，观摩不己」，⑦敢于出世的高人隐士。1922年赴美留学后，更以公开忏悔，表示与遇去决裂：「当清夜自思，有生以来，所作之事，所为之文，所读之书，至今无一不为忏悔之材料，比达新大陆以后，睹哥伦比，华盛顿之遗泽，欲深自振拔，恢复人生价值於一二，当以曾条生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之言自期，前路茫茫，不知有所造就否也。”

无政府主义在本世纪初传入中国。辛亥革命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们不但言辞激烈，有的还积极参加暗杀，行动亦极为激烈。民国建立后，以刘师复为代表的力量最强的晦学舍除了印发一些宣传资料外，没有任何反抗「强权」的实际行动。据一些学者的粗略统计，新文化运动中先后有六十多种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出版，相应有一大批无政府主义的小围体出现。但他们均与上述几位明星式的人物一样，或敏于言而钝于行；或如擎雷闪电，旋踵即逝。对刘师复等人的宣传有过镇压，唯一的效果是迫使他们将自己的刊物易地出版，这一流派式微的原因主要是自身失去吸引力。

任何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们的认识不可能统一，言论也不可能一律，如果把激进界定为冀图急剧改变现状的言行，那么，这样的言行即使不是所在皆有，也是颇为普遍的。

新文化运动完全是民间的思想文化运动。是非和成败完全是在自由讨论是由广大的参与者自行判断、自由选择。没有人能够连用超出思想和学术以外的权力作作出判决。陈独秀曾经声种他们的某些主张「不容匡正」，而匡下者却层出不穷。林纾在自己编写的小说中表达了依靠外力把陈独秀、胡适、钱玄同诸人一纲打尽的愿望。除了留下足资谈助的一个笑话以外，没有任何实际效果。

袁世凯限制言论自由的《报纸条例》。有了新闻和出版自由，短短几年，各地就创办了四百多份支持新文化的报刊。虽然出现过一些封报和逮捕新闻记者的事件，但创办新的报刊登记即可，实际影响不大。就中国大陆而言，这是继民国元年，二年后，言论最为自由的时期。再加上蔡元培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按照世界通行的现代大学原则改造这间学校，学术自由也得到了切实的保障。

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有所保障的状态下，各种思想可以自由竞争，多种声音并存，互相牵制，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戾气较易化解。在北京大学，最极端的鼓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经常现现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亦有一些感兴趣的师生组成研究会公开、自由地研讨。「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而且「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⑨思潮的激进通常是社会矛盾尖锐加上压制言路的苦果。新文化运动发生在思想和言论比较自由的环境下，又以维护和扩大这些自由为职志。视之为导致文化激进思想潮泛滥，显然不符合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