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8世紀中國商品生産技術及生産量方面，仍受西方國家的歡迎，因而有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到了19世紀前期，形勢已大不如前，歐洲各國在這一百年的時間，經過了工業革命，生産技術特飛猛進，而中國則相對落後。於是西方商品漸打入中國市場，同時又因國力日弱，無法阻止鴉片輸入而導致白銀外流，沖擊了中國的貨幣制度。
　　包世臣生於這時代的巨變，而且他長時間擔任地方官員幕僚，他的經驗對於社會經濟有實際的了解。特別是在貨幣方面，據他獨到的觀察，針對時弊，提出深刻的見解。

　     關鍵詞：清代中葉、包世臣、貨幣、行鈔

Abstract

　　During 18-century, China were still enjoyed her sovereignty over several vassal states in the eastern hemisphere.  Chinese products were still welcome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there was an influx of silver launch into China.  Beside,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European countries had made great improvements in production techniques leading China as a far distinct during 19- century.  This inflow of western commodities, particularly that of opium, was accompanied by an outflow of silver.
　　Pao Shil-ch’en was living in this era of drastic change.  In most of his lifetime, he work for local officials as a private secretary, such working experience enable him to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blems and he give a lot of advised, especially is his monetary thought.

　　Key Words: Middle Qing, Pao Shil-ch’en, Monetary, bank note

 

前言

　　1750至1850，這大約一百多年的時間，也就是中國清朝自乾隆(1736-1795)中、後期經過嘉慶(1795-1820)、道光(1821-1850)直到咸豐(1851-1861)初年，這一個時期，中國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國際地位等方，都相當大的變化。
該時期是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捩點，國力由强轉弱，吏治由清明轉為腐敗，經濟則由繁榮轉入衰退，人口的空前膨脹，[1]社會民生衰敝之象日趨嚴重。再加上歐洲國家的商品傾銷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遂爆發太平天國之亂。[2]
　　包世臣(1775-1855)，剛生于這一時代。他天資聰敏，感受力强，對社會民生問題，比一般人瞭解深切。且他大部份時間都沒有當官，以布衣身分，觀察、評論政事，尤見客觀獨到。[3]所以，他頗能道出中國社會在這一個關鍵時期所遭遇的問題。[4]我們透過研究包氏的思想，以包氏的經歷瞭解中國社會在這一時期的社會現象，本文將就其的貨幣思想，作專門的討論。

一、包世臣貨幣思想的背景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涇縣人，號稱安吳先生，著有《說儲》及《安吳四種》等傳世文章。包氏的貨幣思想，是因為清朝到了道光年間(1821-1850)，貨幣制度因為銀貴、錢賤的問題而遭遇困難，亟須變通。不少官員、學者，都就貨幣制度提出改革的意見，[5]而包氏對此事亦極為關注，並有多篇專文提出意見。所以，要了解包世臣的貨幣思想，必須先對清朝的貨幣制度有所了解。

第一節  海外白銀輸入與明、清貨幣制度

　　清朝貨幣制度，是屬於銀、錢並行的制度。其特點是銀兩與制錢並用，而且兩者都具有無限法償的資格，即王業鍵所謂的「銀銅複本位制」。[6]清代社會和明代大抵相近，大數交貿一般用銀，小數額則用銅錢，白銀在清朝貨幣制度中的有相當的重要性。[7]
　　中國自秦、漢以迄唐、宋，均以銅錢為主要流通貨幣，儘管唐代有飛錢，宋代有交子，元代有中統鈔等名目主義貨幣一度通行，但銅錢長期仍為主要的流通貨幣。及後，明政府一度禁用銅錢，企圖以「大明寶鈔」作為單一通貨，終沒有成功，而寶鈔亦被市場拋棄。[8]明中葉以後，銀成為與銅並行的通貨，據全漢昇研究，從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西班牙佔領菲律賓後，西班牙人便在美洲秘魯及墨西哥各地所開發的大量白銀，便經菲律賓為中途站來到中國，初時每年約為數十萬西班牙銀元(peso)，十六世紀末期已激增至每年一百多萬西元，到了十七世紀前期，每年更增加到二百多萬西元。1571至1821年間，西班牙人在西屬美洲運往馬尼拉的白銀約有四億西元，其中四分之一或二分之一都流入中國。[9]
　　與之同時，尚有其他國家與中國進行貿易，當中最重要是英國。英國將大量白銀輸入中國，而英對華貿易的極端不平衡，令白銀大量流入。[10]自1708年至1757年的五十年，英國白銀輸入中國的數量約為6,485,3227.35鎊。[11]1776年1791年的十五年，英國白銀輸入的數量為3,676,010鎊。[12]前者的五十年，每年輸入的數量為13萬鎊，後者的十五年每年輸入數量為18萬鎊。另方面，明中葉後，大量的日本白銀，透過葡萄牙人及荷蘭人，輸入中國，減輕了晚明因美洲白銀輸入減少所帶來的影響。簡言之，明中葉至清乾、嘉年間，社會上能夠維持銀、錢並行的制度，實以此為重要條件。
　　清順治十八年(1661)，實施海禁，白銀內流之路受到阻礙，引起社會經濟衰退，乃造成所謂的「康熙蕭條」。[13]其情形可從時人慕天顏《請開海禁疏》窺見。該疏大約作於康熙二十年左右，即實施海禁的二十年後。疏文如下：

　　自遷海既嚴，而片帆不許出洋矣。生銀……之途並絕。則今直省之所流轉者，止有現在之銀兩。凡官司所支計，商賈所貿市，人民所恃以變通，總不出此。……銀日用而虧，別無補益之路，用既虧而愈急，終無生息之期。如是求財之裕，求用之舒，何異塞水之源，而望其流之溢也。……于此思窮變通之道，不必求之於天降地出，惟一破目前之成例，曰開海禁而已矣。蓋礦礫之開，事繁而難成，工費而不可必，所取有限，所傷必多，其事未可驟論也。惟番舶之往來，以吾歲出之貨，而易其歲之財。……[14]

由此看出社會對外來白銀的依賴程度。幸而康熙二十三年(1684)，海禁開放，海外白銀又復源源而來，清朝盛世的繁榮，在社會的物產豐盈，銀、錢充足的情況下，得以重現。
　　由於在清中葉前，中國對歐洲貿易每年都有顯著的出超，即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銀入口。銀元的不斷增加，故發生了「錢貴」的問題，即是制錢的價值比法定的比價為高。按清朝初年規定，制錢一千文值銀一兩，但自從清朝初年到乾隆中葉，銀每兩所能夠換到的制錢數目，僅為數百文。
　　在乾隆初年，政府對社會上銀賤、錢貴的問題深感頭痛。[15]於是希望藉政府的力量促使官民多用銀而少用錢，達到平抑錢價的效果。[16]直到乾隆中後期，情況才略為轉變，據陳昭南研究，乾隆三十五年前是屬於『錢貴』的階段，而乾隆五十年之後，形勢一轉，反成了『錢賤』之局，陳氏又謂：「(乾隆四十年後)錢賤的原因包括銅供應量相對於需求而增加、私錢的流通量激增、新貨幣(錢莊的銀票及國外銀圓等)出現，以及整個社會對於制錢的需要，對於銀兩來說，很可能也在逐漸降低。」[17]由此了解到包世臣所遇見社會現象的前緣，有助下面繼續討論問題。

第二節  包世臣所見白銀外流及銀貴錢賤之背景

　　清嘉、道年間及道光年間(1821-1850)，銀貴、錢賤的問題又再困擾着中國社會。其主要的原因之一，鴉片輸入，改變了中外貿易的形勢。嘉慶二十五年(1820)，包世臣作《庚辰雜著二》一文，提到鴉片輸入中國的情況，其謂：

　　鴉片產於外夷，其害人不異酖毒。故販賣者死，買食者刑，例禁最嚴。近年轉禁轉盛……即以蘇州一城計之，吃鴉片者不下十數萬人。鴉片之價，轉銀四倍，牽算每人每日至少需銀一錢，則蘇城每日至少即費銀萬餘兩。每歲即費三四百萬兩。統各省城大鎮，每年所費，不下萬萬……每年國家正供，並鹽關各課，不過四千餘萬；而鴉片一項，散銀於外夷者，且倍善於正賦。[18]

十九世紀後，每年都有大量的白銀流出，故道光年間(1821)後，銀貴錢賤的問題愈趨嚴重。故包氏又云：

　　夫銀幣周流，礦產不息。何以近來銀價日高，市銀日少。究厥漏卮，實由於此。況外夷以泥來，內地以銀往，虛中實外，所關匪細。所謂鴉片耗銀於外夷者，其弊於此。[19]

由於清代的貨幣制度是錢、銀並行，銀貴、錢賤對一般平民百姓產生非常深刻的影響。故包世臣說：

　　小民計工受值皆以錢，而商賈轉輸百貨則用銀。其賣於市也，又科銀價以定數。是故銀少則價高，銀價高則物值昂。又民戶完賦亦以錢折銀，銀價高則折錢多，小民重困。[20]

由上引一段，可以看出包氏認為銀貴、錢賤，對小民有極之的不利的影響，其主要有二：
　　第一、在社會交易方面：因為一般平民百姓，出賣勞力，傭工受值，所以入的是錢。而商人販賣百貨，都是用銀計值。銀價高等於貨價高，一般平民百姓所處的地位日漸不利。
　　第二、政府徵收賦稅方面：即是指以銀計數，然後折合錢數，向小民收繳。銀價高則所折合的錢數日漸增多，也使小民遭受不利的影響。
　　根據上述分析，包氏認為銀價高則使商賈有利，使官府有利，而使小民不利。清代社會，一般而言大數用銀，小數用錢，小民的收入多為小數，故多用錢，而富人多用銀。銀日貴、錢日賤，等於將社會財富實行再分配，富人有利，而窮人日愈窮苦。故包氏又說：

　　天下苦銀荒久矣。本年五月(道光十九年，1839)，江西省城銀價長至制錢一千，兌庫紋六錢一分，是銀每兩值錢一千六百三十餘文。下邑不通商處，民間完糧皆以錢折，新喻(縣名，江西省，即包世臣曾短期做官的地方)現行事例，每錢糧一兩，櫃收花戶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除歸外抵飯辛勞錢五十八文，實歸官錢一千，准庫紋一兩，老幼皆知，今花戶完正銀一兩，連耗至用錢一千八百八十五文，不為不多。況兩年之內，年穀順成，刈穫時穀一石僅值錢五百上下，現當青黃不接，而穀價仍不過七百數十文。是小民完銀一兩，非糶穀二三石不可，民何以堪。[21]

以上一段，是包世臣用事實為例，說明銀貴、錢賤對小民的影響。由此可見，銀貴、錢賤對小民的不利的情形。
　　包氏又認為國家因為實行兩種貨幣，即銀、錢並用，正給與商人以投機的機會。商人利用二者市價漲落的機會，乘機賺錢。於是上困官，下困民。他說：

　　查各省上供，年額四千萬兩。除去民欠，報撥之數，每年不過千七八百萬兩。是外省存留，與起運幾相半也……至如本省公項，壇廟祭品，文武廉俸，兵餉役食；私用則延請幕友，捐攤抵飯，衙門漏規，漕務兌費。斯不受者，仍旨以銀易鏘應用，故出入之利，皆歸錢店。使市儈操利權，以上困官而下困民。[22]

上引一段，包氏提及到全國各省每年實際收到約有三千六百萬兩，每年由各省「起運」到中央約有一千八百萬兩，其餘一半，約有一千八百萬兩，則「留存」各省供各項支用。包氏又指出，無論是私項、公項，都要先將銀兩兌換成銅錢然後支用。這樣，平民百姓都先要用銅錢兌成銀兩交稅，而稅收的用家又需再將銀兩兌成銅錢來作各項開支。一出一入，則造成錢店爭利的機會。故包氏又說：

　　查向來省城(指江西，南昌)銀價，總以五月奏限，及歲底兌軍之時為極高，以各州縣皆運錢來省兌銀故也。[23]

由於每年的五月及年底，各州縣都運錢來省城兌換銀兩，故銀價也以這兩個時期特別高，此後銀價又會回降。故則出現錢店操縱錢價，投機圖利的機會。這種情形，除了對錢店商人有利外，對政府及人民均屬不利。這種「上困官。下困民」的情形，都是因為銀、錢並用的貨幣制度引起。而這種情形，又因白銀外流、銀價日高而嚴重起來。所以，包氏認為這種貨幣制度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24]
　　值得注意，嘉、道以來貨幣與經濟的關係錯綜複雜，包氏所了解不過是問題的表面而已，其對貨幣理論的知識，實屬有限。然而，身處當時當地的他，受到貨幣變化所帶來的影響，或多或少地啟發到貨幣政策的重要性。包氏的貨幣思想，就是在此等背景下產生。

二、包世臣的貨幣改革方案──行鈔

　　包世臣提出他的貨幣主張的同時，朝野人仕都提出了改革的意見。包氏曾對此等主張加以評論。他說：

　　……中外大吏，頗亦憂此，條畫救弊，其說有三：一、開礦。一、鑄大錢。一、行鈔。熒惑阻撓，迄無咸議。[25]

又說：

　　唯銀苗有驗，而山脉無準。開礦之家，常致傾覆。當此支絀之時，誰敢以常經試巧爭？鑄大錢尤為弊藪，古多已事。且即民間行用，於銀價仍無關涉。惟行鈔是救弊良法。[26]

包氏在討論過當時對改革幣制的各項意見之後，認為行鈔是挽救當時的貨幣問題的最好方法。所以他又說：

　　是故行鈔之外，更有良法，可以減銀價、復舊規，則自當從長計議。鄙人日夜思維，實無他術。是以持此頗堅。[27]

可見包氏認為行鈔非但是解決當時貨幣問題的最好方法，而且認為是唯一的方法。所以他非常堅持此種方法。
　　本節即詳細分析探討包世臣的行鈔思想。

第一節、    對貨幣體系的設計

　　在包世臣的設計中，是將原有的銀、錢複本位，改變為錢的單一本位，而以鈔作為錢的代用劵，以補錢的繁重之弊。包氏說：

　　其要唯在明示以錢為幣，使銀從錢，以奪銀之權歸之於錢，而變錢之用操之於鈔……法宜先布明文，公私各項，一切以錢起數，錢隨市價，以準錢數。錢質繁重，其總統輕齎之便悉歸鈔。鈔則重，而民趨之矣。[28]

又說：

　　欲救此弊，唯有專以錢為幣。一切皆以錢起數，而以鈔為總統之用，輔錢之不及。[29]

從以上兩段，見到包氏再次說明：「一切以錢起數」，即是只有一個計價標準，即是錢。在道光年前，社會上有兩個標準，即銀與錢，一件商品，可以說它值銀多少兩，亦可以說它值錢多少文。兩者的價值又因時而變，弊端則因此而生。包氏提出行鈔的主張，即是想將原來的兩個標準，也就是將貨幣的複本位制改變為單一本位制。
　　上引文「一切以錢起數」，即一切都用錢來作計價標準。在道光年間，銀、錢並行，而一切以銀起數，以錢從銀，一切弊端，由此而起。所以包氏說：「欲救此弊，唯有專以錢為幣。」[30]即是把當時的銀、錢複本位制，改為錢的單一本位制。「專以錢為幣」，即是只有錢是唯一的貨幣。包氏主張行鈔，並不是在錢之外更造一種貨幣，鈔只是錢的代用劵，是因為「錢質繁重」，在大多數量的交易及高價值的交易，用錢不方便，所以要用鈔。而鈔的面值仍然是用錢作計算標準。這樣，鈔既然可以補救了錢的繁重不便的弊端，又不會破壞了錢計算的單一性。所以包氏說：

　　錢質繁重，其總統輕齎之便悉歸鈔。[31]

又說：

　　一切皆以錢起數，而以鈔為總統之用，輔錢之不及。[32]

以上均可以看出行鈔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