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纳日碧力戈：《姓名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人名使用问题是文化人类学界长期关注的一个课题。自摩尔根以来的许多关心亲属制度的人类学家都注意到在美洲、大洋洲等地的许多部落社会中存在“人名避讳（name avoidance or name taboo）”现象，据他们分析，这种现象目的主要是为了表示尊敬。具体可见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荪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76-77页；Raymond Firth, We, the Tikopia.
[10]如Nathan Miller, “Some Aspects of the Name in Culture-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2.4. (Jan. 1927), pp.585-587.
[11]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3年，第470、507页。不过作者认为“名”指两类事物，一是指事物之名称；二是指名誉（第507页），没有特别注意到人名问题，令人遗憾。
[12]至于秦汉以来官文书中的情况，与日常交往中有所不同，其基本原则是“对至尊，无大小皆相名”，前引王诗伦文以唐代为例讨论了这一问题，可参看。
[13]沈文倬指出《仪礼》成书在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到四世纪中期之间，《大戴礼记》与《礼记》成书在《仪礼》之后，见所著《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原刊《文史》第15、16辑，后收入《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4页。
[14]参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文史》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第31页。
[15]见盛冬铃：《西周铜器铭文中的人名及其对断代的意义》“有时省去‘父’字”下举的四例，第31页。
[16]杜勇：《西周谥法的特点》，收入杜勇、沈长云：《金文断代方法探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24页。
[17]陈梦家：《王若曰考》，《尚书通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77页。较早的例子如《大盂鼎》“隹九月，王在宗周，令盂。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今余隹命汝盂……”，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极个别的金文出现受命者的称呼不止一种，如《令彝》中的“令”与“夨”。有的亦非私名，《鲁侯尊铭》中有“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鲁侯有猷工”，前“令”下称尊号，后自称爵号。《鲁侯尊铭》的情况或与周公及鲁国的地位有关，《令彝》则待考。
[18]金文中有几种不同的文例，详见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年，第305-306页。具体例子见该书后所附表，第341-362页。
[19]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第33-35页。
[20]具体情况见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23-128页。这方面现存最早的事例是东汉光武帝时期的，可以肯定，周天子祭祀天地也是如此。《礼记·曲礼下》云“踐祚，临祭祀，内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260页），某即王名，可证。
[21]以上可参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作者据典籍、金文与甲骨对称谓使用作了归纳，角度、范围与资料与本文不同，但结论基本一致。
[22]《礼记·曲礼下》，第1256页。
[23]见《白虎通·王者不臣》“五不名”（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325-327页）。实际先秦就已存在这类“不名”的情况，如《尚书·洛诰》中成王与周公的对话中，王均称周公为“公”，而不称其名。周公亦不是总自称“旦”，而是多自称“予”。这当是因周公为成王叔父且处在辅政地位，成王尊重周公的缘故，后代亦常有这种情况。如后代皇帝当面称某大臣“官爵”、“字”或“行第”而非“私名”，或朝廷仪式上不称名，以示恩宠。例子如《汉书》卷54《苏武传》，宣帝于麒麟阁图功臣像，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第2468页；《后汉书》卷42《东平宪王苍传》，章帝建初六年诏云：“其沛、济南、东平、中山四王，讚皆勿名”以示尊宠，第1439页，《魏书》卷16《元飞龙传》“高祖（元宏）特垂钦重，……诏曰：‘自今奏事，诸臣相称可云姓名，惟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第400页，不名而称封号体现了皇帝对南平王元飞龙的尊重；唐德宗对陆贽“常以辈行呼而不名”，见《新唐书》卷157《陆贽传》，第4931页。
[24]尾形勇：《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第170页。
[25]《日知录》卷24“对人称臣”，第865页。
[26]《汉书》卷1《高帝纪》注引张晏语，第5页。
[27]《孝经》“不敢失于臣妾”注，见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二三引，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339页。
[28]《礼记·曲礼下》及孙希旦集解，《礼记集解》卷6，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46页。
[29]《礼记·曲礼》，第1232、1260、1266页。虞万里：《先秦动态称谓发覆》，第265-266、268-269、271-273页。
[30]杨宽：《“贽见礼”新探》，《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90-814页。
[31]杨宽：《西周史》，第814-815页；《战国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5-217页。此说并不全面，“策名”依然有确立君臣关系的作用，详下。
[32]《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3、137页；蔡万进：《尹湾汉墓简牍论考》，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第145-168页。
[33]陈梦家指出汉代自中央丞相史、御史以下，曹吏、府吏，候长及令史、尉史等俱得以卿为其尊称。说见《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19页。
[34]具体材料可参蔡万进：《尹湾名谒木牍研究》。
[35]汉末魏晋时期士人群体中因反礼教风气盛行，举止“不拘礼法”，亲密取代了礼法的地位，人际往来时在称呼上亦不循礼制，常有以字自称，或以字称呼后辈或位卑者、称呼同辈名、尊长或同辈小字的情况，突破了旧有的名字使用上的尊卑秩序，详见柳士镇：《〈世说新语〉人物言谈中称名与称字的考察》，第251-256页。这种风气流行于士人中，对后代不能说全无影响，但影响主要在于以“字”自称的流行，而“名”的使用上后代仍然遵循先秦以来的礼制。
[36]《太平御览》卷362引《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670页。
[37]颜师古：《匡谬正俗》卷6“名字”，刘晓东平议本，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1页。
[38]詹·弗雷泽著，刘魁立编：《金枝精要》，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25页。关于这一问题，可参张亿平：《魏晋南北朝民间信仰研究》（台北：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2001年，第186-187页）的讨论。
[39]具体分析参杨宽：《秦〈诅楚文〉所表演的“诅”巫术》，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80-382页。
[40]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在前引《实名敬避俗研究》中根据当时所掌握的人类学资料，收集到各大洲存在这一习俗的民族120多个，并绘制了分布图，可参看，见该书卷首及第201-213页的表。
[41]具体分析见Eleanor Dickey, “Me autem nomine appellabat: Avoidance of Cicero’s name in His Dialogues.” Classical Quarterly n.s. vol. 47.2.(1997), pp. 584-588.
[42]
[43] Alice C.Fletcher, “A Pawnee Ritual Used When Changing a Man’s Nam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s. vol. 1(Jan., 1899), p. 97.
[44] Raymound Firth, We, the Tikopia. pp. 169,170.
[45] Nathan Miller, “Some Aspects of the Name in Culture-History.”pp. 599-600.
[46] Lucile Hoerr Charles, “Drama in First-Naming Ceremonies.” Journal of American Folklore, vol. 64, No. 251 (Jan-Mar., 1951), pp.19-20.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2-442页。
[47]杨宽：《西周史》，第813页。
[48]参王玉哲：《晋文公重耳考》，原刊北京大学史学会《治史杂志》第2期，后收入所著《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9-479页。
[49]参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94-595页。
[50]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第595页。
[51]具体时间据冯时最新的研究定在晋哀懿公十二年（公元前434年），盟主是赵桓子嘉，见所著《侯马、温县盟书年代考》，《考古》2002年第8期，第69-73页。
[52]关于该句中的“质”字，唐兰与高明释为“誓”，见唐兰：《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文物》1972年第8期，第35页；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不从，仍依旧说。
[53]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第27-28页。
[54]《左传》“隐公四年”孔颖达正义引、又见“庄公九年”正义引等，影印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725、1766页。
[55]《墨子》卷8“明鬼”，卷12“贵义”，孙诒让：《墨子閒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37-238、444页。
[56]《说文解字·叙》及段注，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54页。
[57]参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第29-30页；杨宽：《西周史》，第364-372页。
[58]甘怀真专门讨论了汉代以后君臣关系确立上“策名委质”的作用，可参看，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27-235页。不过他的分析重在揭示策名仪式的意义，对于作为“策名”载体的名籍涉及不多，这里有必要做些补充。
[59]《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9页。
[60]见谢桂华等编：《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29·22、190·30。当时另有“吏员簿”，见悬泉汉简II0215③：29，收入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页。“吏员簿”是记录具体官府所辖官吏员额的簿录，不是官员名录。
[61]《隋书》卷33《经籍志二》，第968页。
[62]沈家本：《三国志注引书目》卷2，《二十五史三编》第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011页。
[63]见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5012页。姚振宗认为这类书“大抵皆叙爵里人品，或取时君举主褒美之词，或录舆论乡评中正之说，其体略如山公启事，为当时中正选曹之簿籍，好事者裒录成编”，此说不确，见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二十五史补编》第4册，第5317页。
[64]有关规定见《汉书》卷9《元帝纪》“初元四年”注引应劭曰“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县（悬）之宫门，案省相应，乃得入也”，第286页。同书卷52《窦婴传》也有“太后除婴门籍，不得朝请”之说，第2375页。
[65]如《唐律疏议》卷7“卫禁”有“诸阑入宫门，徒二年”的规定，疏议云“宫门皆有籍禁，不应入而入者，得徒二年”。“诸于宫殿门无籍及冒承人名而入者，以阑入论”条，疏议云“应入宫殿，在京诸司皆有籍。其无籍应入者，皆引入。”刘俊文笺解本，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44-545、559-560页。
[66]《周书》卷12《宇文宪传》，第190页。
[67]参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32-235页。
[68]具体情况由西汉末年的尹湾汉简中的“集簿”可知。郡每年向朝廷上计提供的只是郡县官吏的员额，并无官员名录。
[69]说见应劭《风俗通义·愆礼》，及《太平御览》卷547“礼仪·丧服”习凿齿《汉晋春秋》引挚虞《决疑要注》，第2476页。
[70]参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74-175页。
[71]《通典》卷88《凶礼十·斩缞三年》，王文锦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418—2419页。
[72]《通典》卷101《凶礼二十三·周丧察举议》，第2674页。
[73]关于“除名”，可参沈家本：《历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卷17，《沈寄簃先生遗书》上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216-217页；程树德：《九朝律考》卷1“除名”，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47—48页；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2，第207-210页；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第236-240页。
[74]《唐律疏议》卷2《名例·除名》，第194-197页。
[75]具体可见程树德：《九朝律考》中的“晋律考”、“梁律考”、“后魏律考”与“后周律考”的“除名”条。
[76]甘怀真认为国家是由君臣关系组成，在研究中基本忽视了“民”，见《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陆《中国中古时期的“国家”形态》、柒《中国中古时期的君臣关系》，第199-298页。
[77]《礼记·内则》，第1470页。
[78]说见赵世超：《周代国野制度概述》，收入《瓦缶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5页。《左传》哀公七年（前499年）记载曹国人梦众君子谋亡曹，“曹叔振铎请待公孙彊，许之”，此人醒来“求之曹，无之，”便告诫其子，他死后，听说公孙彊为政，一定要离开曹国。后有“曹鄙人（《史记·管蔡世家》作“野人”）公孙彊”因好弋有宠为政。由此事看，至春秋末年，野人之名尚不见于国，故“求之曹，无之”（第2163页）。
[79]赵世超亦持此说，见《周代国野制度概述》，第226页。《大戴礼记·千乘》（王聘珍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61-162页）云“古者殷书为成男成女名属，升于公门，……在今之世，男女属散，名不升于公门”，亦大致反映了春秋时的情况。
[80]据《商君书·赏刑》（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98页）与《吕氏春秋·慎大览》（诸子百家丛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16页），则西周立国之初就有“书社”，这毕竟是六七百年后的追述，是否可靠，尚待考证。
[81]不少先秦文献有记载，详参杨华：《战国秦汉时期的里社与私社》，“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10月。
[82]详情参晁福林：《先秦民俗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9页。
[83]《礼记·祭法》孔颖达正义云“群姓谓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群姓者，包百官也”，对“群姓”提出两种解释，应该说后说可从。《祭法》下文复云“王为群姓立七祀，……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适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第1590页），据此，“群姓”显然不应包括庶士庶民。
[8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89页。
[85]杨宽则认为此前三晋已实行户籍编制办法，见所著《战国史》，第234-235页。池田温与宋家钰认为西周春秋时期，或春秋战国之际已存在“户籍”，杜正胜则认为出现于春秋中叶，说分见《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9-43页；《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10页；《编户齐民》第1章“编户齐民的出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22页。单论“户籍”应该说出现较早，至于将境内所有居民收入其中的“户籍”不会见于战国以前。
[86]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仓律》“边县者，复数其县”，整理者注释称“数，即名数”，《法律答问》有“甲徙居，徙数谒吏”，整理者注释：“数，户籍”，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35、127页。
[87]具体的记载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分析可见黎明钊《〈奏谳书〉的名数与身分问题》《中国出土资料研究》1999.3，第35-48页。
[88]见《汉书》卷2《高帝纪下》，颜师古注“名数，谓户籍也”，第55页；同书卷81《孔光传》，颜师古注“名数，户籍也”，第3353页。
[89]参杜正胜：《编户齐民》第5章“聚落的人群结构”，第188—195页。
[90]《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第177、178页。
[91]具体情况见西汉末年的尹湾汉简中的“集簿”，这是郡上计给朝廷的统计数字，县上计给郡的资料应与此相近。战国时期建立上计制度时就是向上级提供统计数字，说见杨宽：《战国史》，第217-218页。
[92]《南史》卷57《王僧孺传》，第1461页。
[93]《通典》卷3《食货·乡党》，第64页。
[94] Mark Edward Levis（陆威仪）也有类似的看法，见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
[95]《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奏谳书”，简65-66，第218-219页。
[96]参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第75-80页。
[97]《后汉书》卷2《明帝纪》“中元二年四月诏”，第96页。类似的诏书又见“永平三年二月”、“永平十二年五月”、“永平十七年”、“永平十八年四月、十月”、“建初三年三月”、“建初四年四月”、“永元八年二月”、“元初元年正月”诏等，第106、114-115、121、123、129、136、137、181、220页。
[98]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97页。
[99]《太平御览》卷606“文部·札”，第2726页。
[100]参韩树峰：《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师佐籍考》，收入《吴简研究》第一辑，武汉：崇文书局，2004年，第167-190页。
[101]《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孔颖达疏引，第1976页。
[102] Marc Bloch, Feudal Society. Vol. 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 trans by
[103]商人问题这里没有涉及，需另文讨论。
[104]具体可参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所举各国的例子及概括的各国兵器刻辞的款式，第431-455页。
[105]孙希旦：《礼记集解》卷17，第490页。
[106]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7-25、30-32、129-133页。
[107]商鞅立“名田制”为杨宽最早提出，见所著《云梦秦简所反映的土地制度和农业政策》，原刊《上海博物馆集刊》第2期，1983年，后收入《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第24页。《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公布后杨振红、于振波分别对于“名田宅”制度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分见《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张家山汉简中的名田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
[108]《史记》卷30《平准书》，第1430页。
[109]《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简323-324、简310-316，第177、175-176页。
[110]杨振红将“名田宅”解释为“把占有的田宅呈报官府，登记在自己户籍名下”，见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第52页。
[111]关于这一点，前引杨振红：《秦汉“名田宅制”说——从张家山汉简看战国秦汉的土地制度》有所揭示，见第71页。
[112]具体例证见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九月孙成买田券、光和二年（179年）十月王当等买田券与光和七年（184年）九月樊利家买田券，收入池田温编：《中国历代墓券略考》，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编：《アジアの社会と文化》I，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219、221、222页。
[113]《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62页。
[114]《文心雕龙·章表》，范文澜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407页。
[115]闵庚尧亦说“（行政长官）签名制不仅意味着一种权限，而且意味着对文书的实施负有一定的责任”《中国古代公文简史》，转自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全面地讲，在文书上署名的不仅是行政长官。
[116]大庭修：《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姜镇庆译，《简牍研究译丛》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0-11页，并据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校订释文。
[117]实际的收发者也许是属吏，居延汉简中就有封緘发文记录与启封记录，从署名看多由令史、尉史、掾完成，见李均明等：《简牍文书学》，第415-417页。具体的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118]汉代诏书如何下达，可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25页。
[119]见大庭修：《居延出土的诏书册与诏书断简》，第10页。
[120]胡平生、张德芳编：《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传”与“广宗”为人名，第92页。
[121]见李均明等：《简牍文书学》，第408-410页所引。
[122]参汪桂海：《汉代关文书制度》，第193页。
[123]见李均明等：《简牍文书学》，第413-414页。
[124]《大谷文书集成》贰，图版四三，京都：法藏馆，1990年，第33页。
[125]关于该律条的详细解说，见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第405-411页。
[126]《北齐书》卷39《崔季舒传》，第512-513页。
[127]《北齐书》卷45《颜之推传》，第618页。
[128]详参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12-119页。
[129]《唐六典》卷9“中书令”“中书舍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年，第197-201、203页。参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14-360页。
[130]《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第1409页。
[131]《北齐书》卷42《阳休之传》，第562页。
[132]《唐律疏议》卷9，第77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