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推测，这批器物可能是士大夫阶层家庙中使用的礼器，应该出自民间工匠之手。器物的主人大概没有资格享受朝廷颁赐祭器的待遇，出于仰慕攀比的心理而制作了这些器物；为了避免“僭越”，他有意回避了国家祀典规定的器类。因此，多数仿古器物不是按照朝廷颁降的礼器图式，而是参照《考古图》来制造的。另一些器物则模仿当时常见的金银器和瓷器。只有那件“仿宣和山尊”显示出制造者曾见过朝廷颁降的祭器。多年来，四川地区曾陆续发现一些南宋仿古铜器，出于窖藏的可能是家庙祭器，出于墓葬的可能是墓主生前收藏的“古玩”[49]。其“样本”有些明显取自古器图录，有些可能是仿照民间收藏的古器，基本看不到朝廷礼器的影响。
虽然同是崇古风尚和金石学影响下的产物，南宋时期仿古制作的民间传统与官方传统之间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官方传统带有复古改制的政治色彩，更多的受到礼学传统限制，因此更强调忠实于“古”；而且一旦“复古”成功，形成新的定制，就很少向前发展。民间传统则更为商业化，更多的受到古物收藏和流行审美情趣的影响，因此更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在民间，“古”往往在“今”的影响下发生种种变形，涌现出很多貌似“复古”，实际上却甚为新奇的形式。元明以降，国家祀典使用的祭器墨守宋代“新成礼器”的样式，但民间的仿古制作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成为一大艺术潮流。
[1]对于宋代古器物学与仿古制作的关系，学者已有较深入的研究。可参看陈芳妹《宋古器物学的兴起与宋仿古铜器》，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期（台北），2001年；王世民《北宋时期的制礼作乐与古器研究》，收入《揖芬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英）罗森《过去在中国的多种含义》，收入《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许雅惠《〈宣和博古图〉的“间接”流传——以元代赛因赤答忽墓出土的陶器与〈绍熙州县释奠仪图〉为例》，载《国立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十四期（台北），2003年；李零《铄古铸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2]《宋史》卷三一九，《刘敞传》，中华书局，1977年。
[3]刘敞《公是集》卷三十六，《先秦古器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宋史》卷三四○，《吕大临传》。
[5]参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八十九，中华书局，1986年。
[6]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九，“器用”，参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7]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8]《政和五礼新仪》卷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7册。
[9]翟耆年《籀史》：“皇祐三年，诏出秘阁及太常所藏三代钟鼎器，付修太乐所，参较齐量，又诏墨器窽以赐宰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1册）是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乃宋代皇家编纂古器图之始，它的出现也与乐制改革有关。
[10]据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97年），大观初年内府收藏的大小礼器只有“五百有几”，与《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八百余器还有相当差距。《宣和殿博古图》应该是在这五百多件器物中遴选编辑的，当然很可能还收入了到民间藏家摹绘的图样。
[11]《宣和博古图》对一些器物的定名，如“著尊”、“壶尊”等，完全是按照当时祭器的名称，而且这些器物的图像也完全被南宋时期的《礼器图》继承，参看前引许雅惠文。
[12]蔡絛《铁围山丛谈》。
[13]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六，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
[14]中华书局，1957年，第1册。
[15]《玉海》卷五十六亦载：“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诏诸州祠祭器，令礼制局绘图颁降，依图制造（铜器以漆为之）。”按：此处应是将董正封上奏的日期误当作降诏的日期。
[16]周密《云烟过眼录》卷三：“北方好事者收《绍兴稽古录》二十册，皆高宗时所收三代古器，各图其物，或青或绿或红，各抚其款于右，亦各有考证，如《宣和博古图》加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这里提到的《绍兴稽古录》应是南宋高宗时仿照《博古图》编绘的古器图录，又见于（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称其“各图其物，以五采饰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由此亦可推知《博古图》原本应为彩绘。
[1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8]参看《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续修四库全书》第822册。
[19]《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0]据《中兴礼书》卷九，绍兴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礼部上奏：“四年亲祀，议者以新成礼器为合于古，请复用其礼度。事下，礼官谓无《博古图》本，遂不果行。”指的应即此事。可见陈与义等所说的“考古图册”主要是指《博古图》。
[21]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四，中华书局，1986年。《玉海》卷六十九亦载王普之言，较为简略。
[2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壬戌，诏东京留守同搜访郊庙礼器来。上时当行大礼，上以渡江后所作礼器多不合古，故命访之旧都焉。”（中华书局，1956年）
[23]《中兴礼书》卷五十九，明堂祭器。
[24]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八七、二九六，中华书局，1979－1986年。
[25]《中兴礼书》卷五十九：“（绍兴）十年二月一日，工部言，据文思院下界申契勘，近承指挥改造将来明堂大礼合用铜爵醆并坫，依古爵《礼象》制造四百五十二只，爵坫合依本寺见管《礼象》内样制造四百七十二片。”可见这次改造爵坫最后是依照《礼象》中的图样。
[2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27]《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28]《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八一，《玉海》卷六十九。
[29]《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0]《文献通考》卷一○四：“时太师蔡京、太宰郑居中、知枢密院事邓洵武、门下侍郎余深、中书侍郎侯蒙、尚书左丞薛昂、尚书右丞白时中、权领枢密院事童贯并以此给之。”
[31]《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2]《宋史》卷三七二，《翟汝文传》。
[33]（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下：“翟公巽知越州日，制漏鼎壶盘权钲，各有铭，命其子耆年作篆，甚奇古。”翟汝文所撰各种铭文见《忠惠集》卷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9册。
[34]《中兴礼书》卷九，郊祀祭器，
[35]关于宋代朝廷所作仿古器物的艺术特色，前引陈芳妹文有详细分析，本文不再缀述。
[36]尤袤《遂初堂书目》收有此书，称为《绍兴礼器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4册）。其后亡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