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对古代青铜器的收藏和研究，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寄托了士大夫阶层“回向三代”的政治理想。古器物学在上层与礼制改革相结合，逐渐渗入礼学传统之中，改变着士大夫对“古”的认识，导致徽宗和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最终使古器形制成为国家祀典用器的标准。同时，古器物学的成果也向民间扩散，并与民间固有的工艺传统相结合，创造出一批独特的仿古器物[1]。在制作仿古器物时，必须有具体的“样本”根据，当时人称之为“样制”、“样式”或“图样”。宋代仿古制作的“样本”究竟从何而来，如何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古器作为“样本”如何在仿古制作中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本文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从《三礼图》到《博古图》

　　北宋时期，朝廷制作礼器的样本是宋初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聂氏《三礼图》继承了汉唐经师对于“三礼”名物制度的认识，其特点是从文献出发，通过经文和历代注疏来复原上古礼器。这样就难免出现很多望文生义的想像，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其中荒谬可笑之处比比皆是。宋初将《三礼图》定为朝廷礼乐制作的范本，并图绘于国子监讲堂之壁，享有权威地位，但学者范围内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息。《三礼图》的问题，在传统经学体系内是无法解决的，必须求助于新的知识背景。宋代金石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更新传统礼学的任务。
　　宋代古器物学的先驱刘敞就是一位礼学专家，“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焉”；他收藏先秦彝鼎数十件，经常说：“我死，子孙以此蒸尝我。”[2]他在《先秦古器图》的序言中明确指出，“礼家明其制度”应是古器研究的目标之一[3]。刘敞之后最重要的古器物学家吕大临，是理学家程颐的弟子。他博学多识，“通六经，尤邃于《礼》，每欲掇习三代遗文旧制，令可行”[4]。他曾“集诸家之说补《仪礼》”，又在家庙祭礼中使用古器，穿着古礼服[5]。可见他的古器研究更是与复兴古礼的实践相结合。吕大临的《考古图》虽然没有直接批评《三礼图》的错误，但是他确立了根据器物“自名”来为古器定名的原则，实际上已经在很多方面否定了《三礼图》，在当时的学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随着崇古之风的盛行和古器物学知识的积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直接对《三礼图》提出质疑。比刘敞稍后的沈括，就已根据出土的“黄目彝”、“谷璧”、“蒲璧”等物，指出“《礼图》亦未可为据”[6]。受学于王安石的陆佃，撰写了《礼象》十五卷，“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物，与聂图大异。”[7]可见在徽宗改制之前，士大夫中间已经出现了摒弃《三礼图》，根据古器实物来绘制新《礼图》的尝试。
　　有了近百年古器物学传统的支撑，众家古器图的导夫先路，以及士大夫阶层高涨的复古热情，才有徽宗朝规模空前的礼乐制作。大观元年（1107），徽宗于尚书省设置议礼局，作为推行礼制改革的专门机构。二年十一月，议礼局详议官薛昂上奏：

　　“臣窃见有司所用礼器如尊、爵、簠、簋之类与大夫家所藏古器不同，盖古器多出于墟墓之间，无虑千数百年，其规制必有所受，非伪为也。……今朝廷欲订正礼文，则苟可以备稽考者，宜博访而取资焉。臣愚欲乞下州县，委守令访问士大夫或民间有收藏古礼器者，遣人往诣所藏之家，图其形制，点检无差误，申送尚书省议礼局。其采绘物料，并从官给，不得令人供借及有骚扰。……”奉圣旨依所奏。[8]

当时使用的礼器仍然依照《三礼图》制作，要制作新礼器必须有新的样本，但是除《三礼图》之外，朝廷手中并无其他图样。北宋朝廷收藏的古器，虽然早在皇祐三年（1051）就已有图录编辑[9]，但规模毕竟有限。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皇家藏器始终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研究，更没有刻意去搜集民间古器。李公麟、吕大临诸家《考古图》收录的器形，虽然可供士大夫赏鉴考究，但器类并不完整，无法与礼书完全对应；摹绘刻印也比较粗劣，器形失真较大。为了给新礼器提供可靠的样本，编纂一部高质量的“古器全集”就成为当务之急。徽宗一方面采纳薛昂的建议，派人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形；另一方面，将皇家收藏的古器编绘为《宣和殿博古图》，即后来《重修宣和博古图》的前身[10]。因此，《博古图》修撰的初衷，应该是为改造礼器提供一部“图样”集；在后来的实践中，它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11]。
　　随后，出于收藏鉴赏和制礼作乐的双重需要，徽宗开始大规模从民间搜集古器。到政和年间，内府藏器增加到六千余件，宣和年间更是“累数至万余”[12]。从传世品和历代著录的铭文看来，徽宗朝的仿古礼器主要集中在政和四年至七年之间，这与古器“样本”的大量增加是分不开的。随着大批新制礼器被用于祀典，《三礼图》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政和五年六月，校书郎贾安宅上言：

　　“崇义图义皆诸儒臆说，于经无据。国子监三礼堂实存图绘，下至郡县学间亦有之，不足示学者。宜诏儒臣编次方今礼乐新制，器用仪绘于图，著其义具，后成书颁焉。”诏《三礼图》及郡县学绘画图象并改正，旧所绘两壁《三礼图》并毁去。[13]

此前，议礼局于政和三年（1113）编成《政和五礼新仪》，颁降于地方州军，取代了奉行多年的旧礼。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礼器改造尚未展开，《五礼新仪》中并未包括新的礼器图样。在贾安宅的建议下，《三礼图》被彻底废弃，国子监及地方州县学墙壁上所绘的图样都被毁掉。但是，他提出的将新礼器图样编纂成书的要求，却迟迟没有实现。直到宣和元年（1119），大多数地方州军仍然没有得到新的礼器图样。《宋会要辑稿》礼一四之七○：

　　宣和元年五月二十七日，永兴军路安抚使董正封言：“窃惟朝廷讲明祀事，颁降五礼，规矩仪式具备。然而祠祭所用樽俎笾豆簠簋之类，或有未应法式去处。如臣前任知郓州及今来永兴军，释奠祭祀所用礼器一切损弊。及臣前任知杭州日，蒙朝廷降式样制造上件礼器，与今来逐处见用全然大小不同，恐失朝廷奉祀之意。望下有司彩画式样，降付逐路制造，以供祭祀，所贵上尊朝廷奉祀之礼意。”诏送礼制局绘图颁降，令诸路州军依图制造，内有铜器者，以漆木为之。[14]

据董正封所言，当时个别州军（如杭州）曾得到朝廷颁降的“式样”，并依样制造了新礼器，这或许就是贾安宅上书的效果。董正封上言之后，朝廷曾有诏命礼制局绘制礼器图样，颁降诸路州军[15]。不过从以后的事实看来，这次下诏恐怕并没有造成广泛影响，甚至朝廷有没有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都不无疑问。如果徽宗朝已经有编辑成书的新礼图，或者地方已普遍得到新图样，那么高宗初年制造礼器时，就不会因为无图可依而被迫沿用《三礼图》的旧样了。
　　徽宗朝在大规模改造礼器之后，为什么没有用新的《礼器图》来取代《三礼图》呢？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第一，根据大观二年薛昂箚子，当时派画工到收藏古器之家摹绘图样，用的是彩绘；而据宣和元年董正封上言，朝廷颁降地方的新礼器图样，用的也是彩绘。由此可知，《宣和博古图》的原本，应该也是彩色绘制的[16]。之所以用彩绘，应该是为了更真切的传达古器的形象，在彩色照相技术发明之前，这是最高级的方法。但是当时的印刷技术无法实现彩色套印，这就决定了《博古图》和新礼器图样不能用雕版印刷的方法大批复制。朝廷手中大概只有少量手工绘制的副本，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普遍颁降于地方。第二，徽宗制礼作乐的重心是郊祀明堂等国家大典，而在中央，《博古图》已经很好的起到礼器图样的作用。至于地方礼器的滞后，朝廷并不急于解决，也就没有刻印新礼图的迫切需要。
　　徽宗没有想到，他费尽心血搜集的古器物，制礼作乐的辉煌成果，都在靖康之难中毁于一旦。由于政和、宣和年间没有及时将新礼器图样编辑成书，使得高宗朝重建礼乐制度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二 高宗朝仿古制作的“样本”问题

　　高宗即位于兵革之际，急需通过国家祀典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炎二年（1128）八月，“诏令东京所属搬取起发祭器、大乐、礼神真玉、朝祭服、仪仗法物，赴扬州行在，应副郊祀大礼。”[17]这次大典，使用的是东京搬来的金人劫余之物；这些礼器多是徽宗时改作的产品，南宋人称之为“新成礼器”。建炎三年金兵南下，高宗仓皇渡江，礼器仪仗尽皆抛弃。待到绍兴元年（1131）举行明堂大礼时，所有祭器只能重新制造。此时朝廷手中甚至没有任何“新成礼器”的图样，不得已只好重新搬出《三礼图》[18]。经过徽宗朝轰轰烈烈的复古运动，却又回到《三礼图》的老路上，这是皇帝和士大夫都无法接受的。于是，千方百计搜寻“新成礼器”样本，就成为高宗朝礼制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
　　绍兴四年（1134），又值举行明堂大礼之年。四月，礼部侍郎陈与义等上奏：

　　“今来明堂大礼所用祭器，系令太常寺画样，令临安府下诸县制造。本寺契勘新成礼器，昨除兵火后常州缴纳到簠并壶尊、山、牺罍各一外，其余尊罍笾豆爵坫并簠之类，并无样制，亦无考古图册照据。今来未敢便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例，画竹木祭器样制。”诏依绍兴元年明堂大礼所用《三礼图》样制造。[19]

可见，当时南宋朝廷已经致力于从民间搜集流散的“新成礼器”，但数量极为有限。陈与义等提到的“样制”，应该是指“新成礼器”的图样；而“考古图册”指的应是古器图录，尤其是《宣和博古图》[20]。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的确将《博古图》等图录当作礼器图样来使用。这次明堂大礼仍然和绍兴元年一样，依《三礼图》样用陶瓷竹木制造祭器，这也是因陋就简的权宜之计。
　　不过国子监丞王普等人还是对当时的礼器样制提出了批评：

　　按祭器实仿聂崇义《三礼图》制度，如爵为爵形，负盏于背，则不可以反坫；簠簋如桶，其上为龟，则不可以却盖。此类甚多，盖出于臆度而未尝亲见古器也。自刘敞著《先秦古器记》，欧阳修著《集古录》，李公麟著《古器图》，吕大临著《考古图》，乃亲得三代之器，验其款识，可以为据。政和新成礼器制度皆出于此。其用铜者，尝有诏外州以漆木为之。至主上受命于应天，郊祀于维扬，皆用新成礼器，初未尝废止。缘渡江散失，无有存者。昨来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仿崇义《三礼图》，其制非是，宜并从古器制度为定。其簠簋尊罍之属，仍以漆木代铜，庶几易得成就。[21]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在百余年来《三礼图》与金石学的较量中，后者最终获得了胜利。经过徽宗一朝的复古运动，《三礼图》在士大夫心中已经完全丧失了权威性。他们所推崇的，是仿照古器制造的“新成礼器”。在他们看来，形制合于“古器制度”是第一位的，至于材质是用铜还是漆木则是次要问题，可以根据条件权宜处置。
　　王普的建议由于朝廷没有“《博古图》本”而被搁置，但以他为代表的声音却在不断推动朝廷向着政和新礼的方向回归。绍兴九年（1139）八月，高宗就曾诏命东京留守搜集残余的“新成礼器”[22]。是年十月，太常寺提出了改造铜爵的建议：

　　今遵依指挥讨论祭祀服用，欲且遵依绍兴四年已得指挥外，其所用爵以木为爵形，而背上负尊。按《郊庙奉祀礼文》谓许氏说“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昨来臣僚看详，以谓不应古制，欲仿古刻为爵形，凿其背以实酒，以应《说文》“中有鬯酒”之义。又考《礼象》铜爵之制，有首、有尾、有柱、有足、有柄，正得古制。兼昨来政和年间，已曾依此改正铸造，缘渡江之后，类皆散失。兼昨绍兴七年明堂大礼，御前降到古铜爵，依得《礼象》制度。今来合将木爵并行改正，用铜制造。欲乞送工部下文思院，依样制造铜爵并坫。[23]

据此段史料，绍兴七年明堂大礼曾使用“御前降到古铜爵”。《郊庙奉祀礼文》为神宗元丰年间太常陈襄等人所详定，陆佃亦曾参与其事[24]。有趣的是，这次礼官在论证古爵形制时，还参考了陆佃《礼象》中的图样。在朝廷缺乏新礼器图的情况下，私家撰述的礼图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这次讨论能够将文献、礼图、古器实物相结合，说明古器物学已经深深的渗入到礼学的传统中[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