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惠部钩沉
《金史》宣宗本纪记载兴定元年夏四月“庚戌，花帽军作乱于滕州，诏山东行省讨之。”在其他列传中亦有类似记载。（142）按《宋史》，投奔宋朝有一支张惠率领的花帽军。从以上来推断，这支叛金的花帽军很可能是张惠所部。张惠是李霆的部将，在镇压红袄军中立下战功，至于为什么叛金，史料没有交代，从我上文的分析，很可能是因金对花帽军的疑虑引起的处理不当有关。张惠入宋后，在协助宋军抵御金朝南侵立下不少战功，比如嘉定十五年（金元光元年）“淮西告捷，（陈）韡策金人必专向安丰而分兵缀诸郡，使卞整、张惠、李汝舟、范成进各以其兵屯卢州以待之。”后有堂门之捷。（143）《宋史》之《贾涉传》记载了张惠的战绩“值金人大入，强起视事。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涉以合连善战，乃命张惠当之。惠，金骁将，所谓‘赛张飞’者，既归宋，金人杀其妻，所部花帽军，有纪律，它军不及也。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144），但此段未标住时间，以文义考之，上限为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下限于贾涉病死，考宋方史料，贾涉出任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十四年，卒年在嘉定十六年。（145），因此必在嘉定14---16年之间，考之金史，里面时全南征“元光元年二月，全与元帅左监军讹可，节制三路军马伐宋。”（146），金元光元年当宋之嘉定十五年，可知发生在嘉定十五年，根据金方史料记载，这次南伐回军后渡淮时被宋军偷袭，几乎全军覆没，宣宗怒杀时全。
虽然张惠为宋人立下好多战功，但其由于为北人，难免受到宋人的猜忌，我们以往的研究总是认为宋金对峙形成后，北方汉人仍然心向宋朝，但是事实是随着宋金对峙时间的流逝，在金朝统治下，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在金朝越来越居于次要地位，即使是红袄军那样的起义，也不具有南宋初两河义军的性质。（147）而且宋人对于归正人一向猜忌很深。（148），别的不说，仅仅以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张世杰，在元军逼近临安时率军勤王。但是当时的宰相陈宜中因其为归正人而不放心，作出“易其所部之军”使得“世杰不得以尽其力。”（149）张世杰如此，何况张惠乎？尽管在夏全和李全的叛宋活动中，张惠也有意与其保持距离，但终不为南宋所容，于正大三年北上回归金朝，金给予其“临淄郡王”的爵位。
张惠在回归金朝后，参加了两次战斗，第一次是正大七年的第二次大昌原之战，纥石烈牙吾塔率领“临淄郡王张惠，恒山公武仙，都尉高英，樊泽，杨兀连等进兵数万救庆阳，大军（蒙古军）失利。”（150），这一战金军获胜，乃至金军将领对蒙古使者发出狂言。第二次是对金朝有决定性意义的三峰山之战，在蒙古假道于宋时，张惠提出“截江为便，纵之渡，我腹空虚，能不为所溃乎？”但是金朝主将没听从他的意见，后果严重，“北兵既渡，皆殊死战，合打兵不能遏”（151），随后的战役中，金军逐渐陷入被动，张惠提控步军，在金军突围的过程中，大部分将领战死后，唯有张惠“步持大枪奋战而殁。”（152）张惠的战死，标志着花帽军由抗蒙兴起，由抗蒙殉国而结束，一代金末名军的历史结束了。
五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一）要敢于正视历史上的民族战争
我国的史学界在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各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思想和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在历史学研究中摆脱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是不容抹杀的。不过在巨大的成就的同时，还有一些倾向值得注意。虽然在历史上民族友好和融合是主流，但是历史上也发生过民族战争与不友好的问题，尽管不是主流，也不能忽视与抹煞，历史是客观事实，不仅要讲正面的一方面，也要讲负面的一方面。尤其令人不可解的是，这些年来竟然有一些学者质疑历史上的忠义现象，而对历史的一些贰臣却给予高度评价。本人认为评价忠义与贰臣，关键是放在历史的具体环境中去，以材料来说明问题，而不是以论带史。我们确实不能忽视民族战争中的残酷一面，以金朝与蒙古战争来说，“万井中原半犬羊，纵横长剑与大枪”（李俊民《乱后寄兄》）；“朔风振屋瓦，苍陌尸纵横”（杨弘道《幽怀久不写》）；“守臣肉食头如雪，夜半群胡登雉堞。十万人家糜孑遗，马蹄殷染衣冠血。珠玉盈车宫殿焚，娟娟少女嫔膻荤。”（梁持胜《哀辽东》）“白骨纵横乱如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竦烟却数家。”（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第三首》）“倾城十万口，屠灭无移时。”（赵元《修城去》）“北人以杀戮为耕作，黄河不尽生人血”（赵秉文《饮马长城窟行》）“冤血流未尽，白骨如山岳”等，仅就这些诗就令人触目惊心。在当时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老百姓对入侵者的反抗不能说是出自狭隘的民族偏见，在当时他们保卫的不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和自己的个人性命。各民族的非制度文明无高低之分，但是当时入侵者的制度性文明是落后的是毋庸质疑的。其实古代的民族主义没我们想象的那么高，老百姓反对他们主要不是出于什么民族意识，而是实实在在的反抗杀戮 与暴政。比如金海陵王时南征军纪严明，淮南的宋人不是和金军“如同一家”吗，从这个角度来说，指责忠义与百姓保卫腐败的政权是不公正的，应该是入侵者的残暴逼迫老百姓为腐败的无能的政府卖命。忠义的抵抗尽管没有摆脱“朕即国家”的范畴，但是却在更大意义上为了更多人的生存与避免奴役，恩格斯强调过野蛮民族进行的征服都会被他们征服的高等文明征服，而且时间是长时期的，不得不的。这个不得不就是说征服者不会自愿被征服，他们是被迫的。造成他们改进自己传统政策接受新文明的重要因素，就是被征服者的反抗，这个在历史上例子很多，比如金朝初起时把所有征服民族都编入猛安谋克，相当残暴，但是在平州事件后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至天会二年，平州既平，宗望恐风俗揉杂，民情弗便，乃罢是制。”“ 汉官之制，自平州人不乐为猛安谋克之官，始置长吏以下。”就是生动的例子。（153），关于金朝的汉化人们感叹很深，我在这里强调的是，除了女真一些统治者的开明外，金军在辽 宋地区遭到的强烈抵抗使得大多数统治集团的人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政策，即使是再保守的人也不得不适当作出一些让步，这才符合辨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说忠义的抵抗会逐步迫使入侵者改变传统的政策，长久意义上是巨大的，而贰臣短期的投降固然可以挽救一些生灵，但是会激起入侵者更大的欲望，更加为所欲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忠义与贰臣的作用有清醒的认识。至于忠义精神，也是人类普遍的精神，历代的统治者总是都褒奖忠义，而对贰臣十分鄙夷，本人有过专门的帖子论述。（154）至于涉及的民族团结问题，本人认为，能够正确对待历史上的民族战争的残暴，认识统治阶级为一己私利将人民捆绑战车的本质，更能体会出当今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可贵，更能促进民族团结，一些蒙古族的学者，也并不避讳他们祖先的这段历史，他们以学术为基准的态度，令人敬佩。（155）
（二）研究历史不要搞双重标准
对十三世纪大半部分时间这段历史涉猎的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于金朝和南宋的抗蒙战争，尽管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评价起来一般是南宋无例外的加以肯定，而金的抗蒙中涌现出来的忠义之士，一般带有贬义，或者忽略，甚至评价截然相反。我们不仅要问是什么造成了这个结果，是金忠义殉国者不多？恰恰相反，元人文章多惊叹金人忠义之多“呜呼！金之亡也，以忠义闻者，不为不多。”“女真入中州，是为金国凡百年。国朝（元朝）发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千百数。自古国亡，慷慨杀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156），还是人们因为民族的偏见而不重视？也不是，比如为金殉节的刘兴哥，蒙古灭金后“西州耆老语之。至为泣下。”郭虾蟆（郭斌）为金死节，当地百姓要求主动为其立祠，直到现在还流传着他的事迹。至于元人更有《金源十节士歌》这样的作品传世。（157）是他们忠义不够壮烈？不，如果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看法阅读宋金二史，就会发现金方王晦 李著 李演 周昂一点也不亚于文天祥 陆秀夫。杨沃衍 郭虾蟆（郭斌） 侯小叔 强伸一点也不次于张世杰 张顺 张珏等。宋史学者对忠义的肯定，主要是从蒙古对南宋的巨大破坏来立论的。（158），但是与蒙古对中原金朝统治区的破坏相比，对南宋的破坏只能是小巫见大巫，既然抗击蒙古都具有减弱破坏的意义，为何评价是天壤之别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给金朝方面的抗蒙忠义人物以公正的评价。
可喜的是，近几年已经有纠正这个偏颇的论点出现，前面提到的陈智超先生的文章就是一个，他在文章里引用经典作家的语言以及大量的历史事实，认为金和南宋的义军都保卫了当时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应该给金末义军以肯定的评价。”另一位学者虞云国先生“中原王朝的民族保卫战，既不能因为统一乃大势所趋而否定其积极作用，更不能因此视为阻碍统一的进程。”因为诸如来自宋金的抵抗，迫使蒙古统治者全力推进封建化，而“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古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低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强度”他还强调“此前金朝军民抵抗蒙古的战争，也应作如此观。”
虞先生还从“立功”和“立德”把统一和民族气节统一起来，他说忽必烈的统一战争使得分裂的国土重新统一起来，是“立功”，而忠义之士如文天祥等，表现了传统“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坚贞气节，是“立德”，他还强调“在抗蒙战争中，金朝也涌现了不少民族英雄，这也充分说明汉文化崇尚的民族大义已经融入了金朝文化之中，后人也应该像宣传文天祥 史可法那样去表彰他们。”（159）
本文到现在已经完全写作完毕，看到自己的作品终于完成，内心有非常高兴的感觉，因为这个领域研究相对较少以及本人的实际水平低劣问题，希望得到批评与指正大于表彰与赞扬。同时，向两位前辈表示感谢，他们一位回复了我几次通过邮件问的问题，还热情地提供资料，一位在百忙之中和我电话中一次探讨时间就长达十多分钟，对于我这个无名小卒的感动是难以形容的。特此指出。
（1）如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李锡厚 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页除提及花帽军镇压起义外，亦指出“花帽军曾与蒙古军发生战斗并取得胜利”。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3）陈智超《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12-428页
（4）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向南《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道宗皇帝哀册》当时将平叛当作重大胜利，如“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萃其巢穴。上将即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悦。”可见此战对于辽廷之意义以及蒙古诸部之盛。
（6）此“萌古斯”并非后来的铁木真的蒙古部。[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华书局2000年版，以下简称《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明确指出二者并非一部，且言“然二国居东西两方，相望凡数千里，不知何以合为一也。”[清]赵翼《廿二史札记》（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二九《元史》引《蒙鞑备录》言“先有蒙古斯国，雄于北边，后绝衰灭。成吉思起事，慕蒙为雄国，乃改称大蒙古国。”今人苏日巴达拉哈先生的《蒙古族族源新考》（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亦认为二者并非一部，见该书页55--57
（7）[金]王彦潜《金源郡王完颜希尹神道碑》言“萌古斯扰边，王偕太师宗磐奉诏往征之。”且“入朝奏捷”。
（8）《金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卷八二《移剌温传》；卷八一《耶律怀义传》；卷一二零《乌林答晖传》又卷七三《完颜守贞传》在君臣提及用兵北方之策时，守贞言“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似此战金朝获胜。
（9）《金史》卷九四《完颜襄传》言“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
（10）《金史》卷五《海陵纪》及卷七二《彀英传》提及贞元元年的一次“北巡”但“无功”；卷八九《移剌子敬传》提及正隆元年的一次“巡边”。
（11）《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卷九一《移剌按答传》；卷七一《宗叙传》；卷八七《纥石烈志宁传》。
（12）[金]王寂《鸭江行部志》（贾敬颜疏证本）言“一从王师去开边，临敌奋勇能当千。”
（13）分别是明昌六年的夹谷清臣北伐，承安元年的完颜襄北伐，承安二年的完颜宗浩北伐。分见《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完颜襄传》；卷九三《完颜宗浩传》。其中第二次北伐的刻石在蒙古肯特省发现，见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2004年第4期。
（14）承安二年，章宗集尚书省诸尘讨论北方边事“议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金史》卷十《章宗纪二》
（15）元朝忌讳其出自鞑靼，如清忌讳建州然。今汉文辽金石刻材料叙述蒙古诸部多称鞑靼，除前引《道宗皇帝哀册》外，尚见辽代《耶律仁先墓志》《耶律庆嗣墓志》（分见《辽代石刻文编》页354 457）以及1980年出土金《乌古论元忠墓志》，而这些在元修辽金史，多以“阻卜”“北部”“边部”叙述之。关于阻卜与鞑靼的关系，可参考刘浦江先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年第二期。
（16）《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一《太祖纪》
（17）[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二四《西陲笔略 敌溃将招西蕃部落为军》（四库全书珍本）
（18）《金史》卷九二《徒单克宁传》
（19）《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0）[金]元好问《遗山集》（四部丛刊本）卷一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
（21）《金史》卷一零四《移剌福僧传》
（22）《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23）《金史》卷八八《唐括安礼传》
（24）《元史》卷一四九《耶律留哥传》
（25）[宋]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行程录》（贾敬颜疏证本）
（26）刘浦江《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109---127《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
（27）《金史》卷九四《夹谷清臣传》
（28）《金史》卷一零六《移剌塔不也传》
（29）这种类型的划分，参照了陈智超先生的分法，见前揭陈文。
（30）《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1）《金史》卷一零二《田琢传》
（32）《金史》卷一零八《侯挚传》
（33）《金史》卷一零一《李英传》
（34）《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35）《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霆传》
（36）《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女真南徙》
（37）[元]刘敏中《中庵先生刘文简公文集》卷五《宋氏先茔之记》；见《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卷三九九
（38）[金]刘祁《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卷六
（39）《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0）《金史》卷一零三《完颜阿邻传》
（41）周峰《金朝赐姓考述》，见《金史研究论丛》，哈尔滨出版社2000年版
（42）《金史》卷一零三《完颜仲元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