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金代末年诸多抗蒙义军中之一的“花帽军”的始末进行初步的研究，来探讨金末义军和皇权的关系，以及在抗蒙战争的表现，以及几位将领的研究。并在最后就如何看待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战争以及史学研究的双重标准问题，提出自己浅薄的看法。
[关键词]金代 花帽军 皇权 抗蒙
本人在以前的诸多文章中，提及了关于金史研究的轻重问题，指出金史研究中一种遗憾的现象是相对重视金朝前期和中期的研究，相对忽略金朝末期的研究。其实关于这一点，老一辈金史的研究者张博泉先生早已经指出，先生早就提出不光金史，中国的断代研究史都存在重视兴盛时期，对王朝末年重视不够。而且说“既要研究金朝的开国史 兴盛史，也要研究金朝的亡国史”。但是做到谈何容易，金史的史料本来相对其他断代就相对偏少，而金末的史料相对金朝前 中期亦感觉不足。且有时为了突出朝代更替的合法性，故意突出渲染前朝的恶的现象也是存在的。本人属于辽金史的业余爱好者，对金末的历史兴趣颇浓。因此不胜浅陋写出这个文章，以求正于方家。
由于本人的研究属于业余性质，这就意味着参考资料难以作到全面搜集。为此，本人特地以邮件和电话的方式请教了两位辽金史研究领域中的前辈，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花帽军材料太少，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课题本人成为首先吃螃蟹的人，颇感欣慰。但是本人认为现代的历史研究，任何课题也不可能是凭空而起，辽金史研究近二十余年成就巨大，但是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复研究略显过多，且重复研究中，一些文章并不提到前人的研究，这多多少少是对前人劳动成果的不尊重。因此在正文开头之前，本人决定总结我涉猎的书籍和论文中涉及到花帽军的地方。关于花帽军，前人虽没有系统研究，但是涉及的地方还是不少的。在建国后的一大段时间内，历史研究长期重视阶级斗争，因此花帽军镇压红袄军起义论述比较多。（1）。张博泉先生的《金史简编》（2）论述了花帽军首领郭仲元的凤翔之战。陈智超先生的《金末宋末抗蒙（元）义军的比较》（3），将金朝末年的义军分为几种类型进行研究，且简单与宋末的义军进行了比较，花帽军被陈先生划为“山东型”，重点叙述仍然是镇压红袄军的战绩。宋史学者王曾瑜先生的《金朝军制》（4），虽然和忠孝军一样，没有单独立章节，但是对金朝末年军政的一些总结值得重视，如指出金朝末年军队主力是附金地主武装，行元帅府 元帅的滥设及编制缩水，“十羊九牧”，以及对“九公封建”提出与南宋初年的镇抚使类似，颇有新意。以上诸位学者的先期研究，给本人的浅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在这里特此提出。
一 花帽军成立背景及先期战绩
研究花帽军，不能不涉及金朝的主要敌人的情况以及金朝当时的军政情况。金朝在北面的对手蒙古部落，本人以前虽然也写过关于这方面的帖子，但是今天看来遗漏浅薄之处不少，在此结合辽金史料，叙述大概。在辽朝末年，蒙古草原上的部落已经成气候，道宗末年的阻卜磨古斯之乱，辽朝历时八年方平定。（5）。金朝灭辽后，就接受了辽朝的边患，金太宗天会末年，草原部落的之一的“萌古斯”（6）向金朝首先发难。（7）以后边患有愈严愈厉之势，熙宗天眷初年，金遣都元帅完颜宗弼北伐。（8）皇统年间（9），海陵朝（10）局部战争仍然有发生。世宗初年，连续派遣数位大员北上经略，如完颜守道 完颜宗叙 移剌子敬 纥石烈志宁等（11）。一度局面好转。如大定十五年粘拔恩部的内附即为证明。但局部小规模的战役仍不时有发生。（12）章宗时局面开始恶化，虽然连续发动三次北伐。（13），但消极防守的意见占了上风。（14）后来金朝与蒙古部落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加之蒙古诸部的统一，不能和从前一样互相掠夺。于是，临近的金朝成为他们进行掠夺战争的新目标。关于金蒙战争前的双方关系，大概叙述至此，一些具体事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元朝的忌讳，现在已经很难完全考证清楚。（15）
从金大安三年开始，由铁木真统一的蒙古汗国连续向金朝发动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一些关键战役中，金军大多败绩，到贞祐二年“是岁，河北郡县尽拔，唯中都、通、顺、真定、清、沃、大名、东平、德、邳、海州十一城不下。”（16）而金朝的军事情况又如何呢？金朝前期的精锐主力女真猛安谋克军，自从入中原后战斗力下降许多，海陵末年已经露出了这种苗头，当时南宋川陕“边将常曰：敌兵易与，十不敌部落一二”故金朝“招西蕃部落为军”以对付宋军。（17）世宗 章宗时，这种衰落的迹象日甚一日，章宗初年，元老徒单克宁就提醒章宗“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谋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辈，万一有警，使谁御之？”（18）甚至那些未迁入中原的猛安谋克亦习此风，比如原来骁勇的胡里改人到章宗时，竟也“视旧则稍知礼貌，而勇劲不及矣。”（19）女真猛安谋克军战斗力下降，故金朝中期精锐由乣军取代，在金章宗时期对付蒙古诸部和南宋的战争中立下许多战功。宣宗时杨云翼谏宣宗伐宋，理由之一就是“今日之事与泰和不同故耳”“泰和举天下全力，至于乣军，亦躯之为前锋，今能之乎？”（20），宣宗时移剌福僧上抵御蒙古之策，言“为今之计，惟先招徠乣人。选择乣人旧有宿望雄辨者，谕以恩信，彼若内附，然后中都可复，辽东可通。”（21）从大臣们的这些意见中，可以看出乣军的重要性。战例也能说明问题，蒙古第二次围攻中都时，金将纥石烈执中诱蒙古军至涿 易，乘车督战“鞑兵大败”次日以术虎高琪以乣军五千与蒙古军战斗“自夕至晓”只是由于忽然北风大作，蒙古军乘机纵火而溃败。（22）证明大臣所言不虚。但是乣军以契丹人为主，而金对契丹人一向充满猜忌，如金世宗就说契丹人“彼之野心，亦足见也。”且断言“异时或有边衅，契丹岂肯与我一心也哉。”（23），金朝不光是这么说，也确实这么做了，而且这个政策一直得到坚持，卫绍王时期北边有警，他竟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24），就能说明一定问题，在这种猜忌状态下，契丹人自然会对金政权离心离德，后多叛降蒙古。女真军丧失战斗力，乣军虽然战斗力强但叛亡相继，这就是金蒙战争初期金朝军事的真实写照。那么这个战斗力的空白也只能也惟一可以由金朝的汉族构成的正规军和义军来填补。花帽军就是在这个大敌当前而金朝无兵可用的背景下出现的。
金朝的汉人并非向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懦弱，一些地区有尚武的风俗，比如花帽军诞生的燕云地区，这里的人民“次则习骑射，耐劳苦。未割弃已前，其中人与夷狄斗，胜负相当。”（25），以后这里割让辽朝，这里的人民“表现在文化上，就是强烈的尚武精神。”（26）其他地区亦有如此现象，金朝老将夹谷清臣回答章宗汉人与西夏人孰勇的问题时，说“汉人勇”（27），金将移剌塔不也也说“河东地险人勇，步兵为天下冠”（28）。夹谷清臣是胡里改人，移剌塔不也是契丹人，相信他们不会因为偏私族类而说汉人的好话。可见，金朝的汉人是具有成为填补金军战斗力空白的资格的。
从金蒙战争初期开始，由汉人构成的义军逐渐展现在历史舞台面前。一开始义军分两种类型（29），一种是金军战败后，由地方土豪组成的义军，比如金居庸关失守后“迩者撤居庸兵，我势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当遣官节制，失此不图，忠义之士，将转为他矣。”（30）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金政府官员组织的，比如中都被围时，任尚书省令史的田琢招集义勇“募兵旬日，得二万人。”（31），侯挚“贞祐初，大兵围燕都，时挚为中都曲使，请出募军，已而婴城有功。”（32）花帽军与他们略有不同，是政府官员属下的“壮士”招募的，“（贞祐）二年正月，乘夜与壮士李雄、郭仲元、郭兴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缘西山进至佛岩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军民，旬日得万余人。择众所推服者领之，诡称土豪，时时出战。”（33）郭仲元就是其中的“壮士”之一，他确实很尽力“李雄募兵，仲元与完颜阿邻俱应募，数有功。”（34）从现有史料分析，他招募的地域范围很大，比如后来成为郭仲元部将之一的李霆，是宝坻人“贞祐初，县人共推霆为四乡部头。霆招集离散，纠合义兵，众赖以安。招抚司奏其事，迁两官。霆与弟云率众数千巡逻固安、永清间，遥授宝坻县丞，充义军都统。”（35）关于花帽军初期的战绩，由于金史的缺载只能从一些间接的史料来推测，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当时他招募的花帽军确实是在金朝各个义军中相对强的一支，南宋人已经知道他的名气“有户部令史郭忠者（按，应为郭仲元之误），率山后军民击鞑靼，逐之。金人后名其军为‘花帽军’。”（36）元代的史料有一条，记载宋珍“时先父独与先叔祖留燕，会圣朝（蒙古）亲王领兵下，叔祖归之，王善，赐之银符，置千夫长。击花帽贼于燕之水谷，以战死。”（37），这里的“花帽贼”即“花帽军”，击败了附属蒙古的一支地主武装。应该说蒙古军最终没有破中都，而接受与金议和，花帽军的奋力作战是不容忽视的。除了以上两条外，还有一些史料能说明问题，金朝遗民刘祁说“南渡之初，将帅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号郭大相公，其军号‘花帽子’。”又云“仲元为将，重厚沈毅，有谋。”（38）这里说郭仲元是南渡之初最著名的将帅。此外按金制“近制，赐本朝姓者，凡以千人败敌三千者赐及缌麻以上，败二千人以上者赐及大功以上，败千人以上赐止其家。”（39），完颜阿邻后来要求特赐其兄守楫及从父兄弟，宣宗许之，引起郭仲元的不满，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邻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40）从以上史料证明，郭仲元和郭阿邻同时立下了金朝规定的“止赐其家”的战功，保守的估计是战功达到以千人击败敌千人。但是这么估计也有一定的问题，因为金朝后期有滥予赐姓的现象，故所谓的赐姓标准好多依君主和宰执一时好恶来制定的，有一定的随意成分。（41），本人认为，这么做与金朝统治集团对郭仲元和郭阿邻的猜忌有关（这个下文论及），故采取一升一压的措施挑拨二人矛盾罢了。在贞祐三年以后，郭仲元先后担任“永定军节度使”并兼任本路宣抚使 “遥授知河间府事”“知济南府事，权山东东路宣抚副使。”等官职。（42）
花帽军在宣宗前期立下的另一比较大战功是镇压山东的红袄军起义，红袄军起义，根本原因是因为金朝的括地政策致使汉族农民失去土地。（43），直接原因是蒙古南下，金朝对这里失去了控制，首先发难的是杨安儿，早在泰和年间的金宋战争时，就活跃在山东一带。（44），后接受金朝招安，大安三年金蒙战争起，金朝另他招募“铁瓦军敢战军”（45）迎敌。但他却乘机回到山东，于是红袄军起义开始兴起，金朝为了对付起义军，以驸马仆散安贞为主将，携带郭仲元和郭阿邻两军南下，宋人记载主要的起义军皆为花帽军所击败“又有郝八者，名仪，以贞祐二年春据山东叛，僭号大齐，改元顺天。金人遣花帽军生擒之，磔于开封。又有刘二祖者，亦名盗也，其女刘小姐亦聚众数万，皆为花帽军所破。”（46）。按金朝的记载有些不同，刘二祖部，金方记载破其部的是夹谷石里哥和提控没烈。（47），生擒郝定的是郭阿邻的“黄鹤袖军”“顷之，破红袄贼郝定于泗水县柘沟村，生擒郝定，送京师斩之。”（48），那么郭仲元的花帽军参战了没有？看来应该是参战了，郭仲元到南京朝见金宣宗时，献收复河朔之策，但宣宗说“朕以参政侯挚与卿素厚，命于彼中行省，应悉朕心。卿求入见，其意固嘉，东平方危，正赖卿等相为声援，俟兵势稍缓，即徙军附河屯驻，此时卿来，盖未晚也。尚思戮力，朕不汝忘。”（49），这里的东平行省，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红袄军而专门设置的。（50）宣宗要求郭仲元和郭阿邻“相为声援”正是他们参战的明证，况且《朝野杂记》的作者李心传著史严谨，其《女真南徙》《鞑靼款塞》许多地方与《金史》相合。想必不会凭空杜撰。还有郭仲元也有一些对付红袄军的战绩，比如贞祐四年“红袄贼千余人据涟水县，仲元遣提控娄室率兵击破之，斩首数百，败祝春，擒郭伟，余众奔溃，遂复涟水县。”（51）。郭仲元和锅阿邻部的参战，为金迅速减弱红袄军的上升势头确实很大，比如对郝定，金军竟然“（仆散安贞）遣兵讨郝定，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52）就显示了他们一定的战斗力水平。从此红袄军渐渐衰落，山东形成金朝 南宋 蒙古互相经略的复杂局面。
二花帽军之拆分及相关问题考证
正当花帽军的战绩处于上升状态时，却突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金史》的《完颜仲元传》是这么记载的：
“仲元屡有功，以本职为从宜招抚使，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诏以仲元军猥多，差为三等，上等备征伐，中下给戍守，懦弱者皆罢去。”（53）
在另一支著名的义军“黄鹤袖军”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完颜阿邻的传记记载：
“是时，仲元亦积功劳，知济南府，赐姓完颜，与阿邻俱加从宜招抚使，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于是，仲元、阿邻部兵猥多，诏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备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罢去，量给地以赡其家。”（54）
这两个记载，来得实在太突然，两名将领正在立功之时，为什么要拆分他们的军队，难道自毁长城不成？在他们二人的传记里，找不到拆分的理由是什么，但是两传也提供了一些信息，首先二传都承认，拆分是发生在他们与涿州刺史从坦约定收复中都之后，看来这次拆分与他们的收复中都的行动有一定关联。但是二传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完颜仲元传》说“计约从坦等军图恢复”从上下文义看是他们二人自己的处置，而《完颜阿邻传》说“诏书奖谕，且令计约涿州刺史从坦等军恢复中都。”一个“令”字说明接受的是金宣宗的诏书而行动。一字之差，确是天壤之别，那么我们首先要研究攻克的题目就是：
（一）金宣宗对郭仲元以及其他军队收复中都究竟是什么态度？
如果单纯从文义上考证，可能永远也难以考证清楚，但是，研究历史人物，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只听他嘴上说的，重点是看他怎么做，而且还要联系事件的前后关联，事件方能清晰。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金宣宗，当然也要算上术虎高琪，因为他是宣宗初年的实权人物。金宣宗自从与蒙古议和后，就一心想着南迁，而且是在大多数人的反对下强行执行的，当时金朝统治阶层主流的意见是固守中都，“（宣宗）侄霍王从彝者谏曰：‘祖宗山陵，宗庙社稷，百司庶府，皆在燕京，岂宜弃之而去？’”但是被宣宗以“燕京乏粮”为理由一口拒绝。（55），当时金朝的太学生“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利害，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之。”（56），仍然是忠言听不进去。走为大吉迁往南京（开封）了。一开始还留下皇太子守忠以装点门面，但是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说明金宣宗已经准备放弃中都，首先是将太子守忠接到南京“（贞祐）二年八月庚子，皇太子至自中都。”（57），将维系人心的旗帜撤回。随着局势的恶化，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贞祐三年二月“丙午，尚书省以南迁后，吏部秋冬置选南京，春夏置选中都，赴调者不便，请并选于南京。”（58）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然后是决定将河北的猛安谋克屯田军户家属撤离到河南，高汝砺当时就劝谏过这个事情，指出这么做的严重后果“使尽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园，扶携老幼，驱驰道路，流离失所，岂不可怜。且所过百姓见军户尽迁，必将惊疑，谓国家分别彼此，其心安得不摇。况军人已去其家，而令护卫他人，以情度之，其不肯尽心必矣。民至愚而神者也，虽告以卫护之意，亦将不信，徒令交乱，俱不得安，此其利害所系至重。”（59），但是仍然没有听进这个意见，众所周知，屯田军是维护金朝在中原统治的重要力量，屯田军一撤，表明是放弃这一地区。当然，在留守中都的金朝将领完颜承晖的一再强烈要求下，宣宗君臣也不得不有所表示。贞祐三年二月，宣宗下令“诏元帅左监军永锡将中山、真定兵，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将大名军万八千人、西南路步骑万一千、河北兵一万，御史中丞李英运粮，参知政事、大名行省孛术鲁德裕调遣继发，救中都。”（60），宋朝方面的记载是“东平之兵五万”“大名之兵八万”“真定之兵四万，合保 涿援兵一万”分别救援中都（61）数字显然夸大了很多。虽然出动了一些数量可观的兵力，但是救援行动却因内部原因而遭到梗阻，“是时，（术虎）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晖成功，诸将皆顾望。”，也的确如此，三路大军只有一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李英被酒，军无纪律，大元兵攻之，英军大败。”“庆寿军闻之亦溃。”（62），宋人记载也是大致相同“东平之兵五万至安次，遇鞑兵不战而溃。大名之兵八万至固安，亦溃败。惟真定之兵四万，合保 涿援兵一万，至旋风寨与鞑兵战，凡二日，粮绝而败。”（63），同样说其他两路以溃败告终而只有一路尽了力。此外，金朝末年的一代文宗赵秉文给李英的挽辞也说“一生万死，誓救孤城。运粮饷以先驱，乏偏裨之后继，一军独没，四海共哀。量力虽非，原心可恕。”（64），说明此败是诸将观望而李英孤军奋进，所以致败，与《完颜承晖传》吻合。看来这次虽出动三路大军，但是根本没有使出全部的力量，而且竭力加以阻止。这次救援失败后，宣宗又提出“上议遣亲军六千余及所募二千七百人援中都”，这看来简直是个笑话，三路数万大军无法完成任务，难道几千养尊处优的亲军就能完成吗？实际上，这只不过把皮球踢回要求救援中都的大臣罢了，果然“宰臣以为行宫单弱，亲军不可遣，遂止。”（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