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说金朝自从与南宋议和后，民族矛盾相对从前大大缓和，且女真人汉化很深，但是表现在女真人和非女真人之间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始终存在。这是金代民族歧视的一个一贯性问题。（109），因此拆分必然也要受到民族因素的影响，在贞祐初年的抗蒙战争中，女真将领猜忌汉人统兵就已经露出苗头，比如高庭玉任河南府治中“主帅温迪罕福兴，奸伪人也，公（高庭玉）临事不少逊让，遂交恶。是时，北兵围燕都，事已迫，四方无勤王师，公独慨然有赴援意，屡以言激福兴，福兴惮之，因诬以有异志，辄收赴狱。”（110）。再如贞祐时，杨庭秀与李公直起兵勤王，仅仅把“国朝人有不从者”军法从事，京兆统军使便诬其谋反，杀之。他们在起兵时联络了招募义军抗击西夏有战功的汉官韩玉，韩玉有勤王的意愿，发布檄文说“人谁无死？有臣子之当为。事至于今，忍君亲之弗顾？勿谓百年身后虚名一听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颜再居人世？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富贵功名当自致耳。”但是却“或以温甫（韩玉字）有异志，收鞠死狱中，士大夫愤惜。”（111）。王庆生先生指出，这两个事件都与女真将领忌讳汉人典兵有关，当时红袄军大起，屠灭种人，河南 陕西女真将领如惊弓之鸟，这么作为了避免潜在的危机。（112）。再如金朝后期统兵的枢密院由女真武人把持，原来尚书省提控枢密院的旧制被打破。（113）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自然会把宣宗对义军将领的猜忌提高一个层次。不过，这里面虽然有民族的因素，但是与皇权因素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因为金朝后期统兵的主要是女真人，他们的所为屡让人诟病。（114），但是金的皇帝仍然要以近侍进行监军“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有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制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115）乃至元朝史臣有“唐之亡，坐以近侍监军，金蹈其辙，哀哉。”（116），既然对于女真将领尚且如此，足见其与皇权相比处于次要地位。况且重用女真人未必能收到良好效果，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哀宗在天兴时以跋扈为借口杀了汉将李新，但是后来崔立起事时，不过三百人，开封市民认为“人谓李新若在，绝与（崔）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而“当时诸女直将帅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听命，无一人出而与抗者。”（117）乃是最大的讽刺。
（三）宣宗与术虎高琪的不务远略
虽然说皇权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同为皇权，使用的人还是有实力的差距的，不然何来明君与昏君之说？但是宣宗确实不是一般的昏了？其所作所为完全出于个人的私利，不求远略，惟求苟安，甚至主要想过奢华的生活，《陈规传》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宣宗命令属下做一件大红绣衣，告诉属下千万不要让直言的监察御史陈规知道，直到做好了，还再三追问陈规知道没有。（118）李锡厚先生感叹到“已经到了危亡的关头，这位君主还为一件绣衣煞费苦心，昏庸之极可见一斑了。”（119）而宣宗前期倚重的术虎高琪也是一个样子，先是提出置河北于不顾，大修南京里城。时人就讥之“使天下郡邑俱失，纵然独保一子城，何以为国也？”（120）后来竟然建议请求修一山寨躲避蒙古军的攻击，当时完颜伯嘉愤怒的说到“建议者必曰据险可以安君父，独不见陈后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复为国乎？”（121）这样一对君臣的统治下，哪里是在挽救自己的危亡，简直是在加速自己的灭亡。当然，古代皇权政治是常态，建议他们不对义军进行控制是无知的，但是他们显然不知道该在什么时机拆，当时金朝是存在与义军的矛盾，但是与蒙古的入侵相比，显然归属于次要矛盾方面。即使要实现同蒙古议和，以苟安河南为目标，前提也是打几个胜仗重创敌人，张行信已经说得很明白“和与战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专议和，将兵者惟当主战，岂得以和事为辞。自崇庆来，皆以和误，若我军时肯进战，稍挫其锋，则和事成也久矣。”（122）今人周峰先生也对宣宗派使者与蒙古求和提出批评“由于处于衰败之势的金朝和正处于新兴上升之势的蒙古实力相差悬殊，因而使者的出使往往不能完成其使命。”（123） 金朝要生存，就是要赶快内修军政，坚决抗蒙，即使求和也要达到与蒙古军力相抗衡。但是这一君一臣显然只看到义军将领对自己过太平享乐日子的障碍，却不知道蒙古灭金的日后的危机。故，金之亡，非亡于蒙古，着实是自己将自己打倒。金之亡，宣宗难辞其咎，说他是金朝九帝中能力最差的，大概并不冤枉他吧。
四花帽军拆分后各部战绩
（一）郭仲元部（124）
金朝的拆分活动正如火如荼之时，蒙古方面却在攻克中都后，继续向金发动试探性进攻，贞祐四年秋，蒙古派出以三木合拔都为主将的万余军队，向金的潼关防线进攻，他们的战术运用很巧妙“鞑兵自河东渡河攻潼关，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趋汝州，遇山涧，辄以铁枪相锁，连接为桥以渡。于是潼关失守。”（125），金朝不得不调动部队迎击，郭仲元部在“十月，徙军卢氏，改商州经略使，权元帅右都监。”目的就是防御蒙古进攻潼关，但是不久潼关失守，蒙古军长驱直入，郭仲元部“仲元军趋商、虢，复至嵩、汝，皆弗及。”南宋方面记载的有些不同，“金主（宣宗）急召花帽军于山东。十月，鞑兵至杏花营，距汴京二十里，花帽军击败之。”（126）看来是小胜，蒙古军在经历小败后，由原路撤退，在到渑池时，与金右副元帅蒲察阿里不孙相遇，阿里不孙军溃，蒙古军从容而返，金朝迫于形势，将其除名，但是时隔不久又“录用”之，可见金末军政废弛之一斑。（127）在这个战役中，郭仲元部虽然小胜，但是也开创了金朝历史的一个记录，他是汉人出任金朝都元帅府长官的第一人。（128）
在这次战役后，郭仲元向金廷提出了一些意见，其中有对金朝部署的不满“去年六月，臣尝请于朝廷，乞选名将督诸军，臣得推锋，身先士卒，粮储不继，竟不果行。今将坐甲待敌，则师老财殚，日就困弊。”并要求讨伐西夏，其次是对金朝潼关防线部署的意见“陕西一路，最为重地，潼关、禁坑及商州诸隘，俱当预备。向者中都，居庸最为要害，乃由小岭、紫荆绕出，我军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由禁坑出，遂失潼关。可选精兵分地戍之。”从这里可以看出，郭仲元是一个善于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人，他从两次蒙古军突破金军天险的战斗中，对蒙古军斡腹迂回的战术已经相当了解。这个建议被金朝政府采纳，金朝从此加强潼关的防御措施“乃置秦 蓝守御”，并采取集中数十万正规军与忠义民兵，全力守黄河 扼潼关的战略，这个战略还算是相对成功的，“国兵于是并力守黄河，保潼关。自黄河洛阳 三门 析津，东至邳州源雀镇，东西长二千余里，差四行院守御，每院各分地界五百里，统以总率，精兵不下二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夜则传令坐守，冬则燃草敲冰，率以为常。潼关一带，西南边山一千余里，大小关口三十六处，亦差四行省分地界而守，统以总率，精兵不下十万，民兵不在其数。布满周密，如是者十有五年。”（129），宋人对防御黄河的金军评价亦很高“自潼关至清河三千余里，须用十五万兵，又须百战坚忍如金人，乃可久持岁月，今南兵及忠义等人决不能守。”（130）至于潼关更是金军防线中最坚固的，一代军事天才铁木真在临死前，也不得不委婉表示“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131）而且蒙古军以后再次使用斡腹迂回战术时，也难于突破，直到正大年间，蒙古军攻击潼关，仍然“正大间，大元兵攻潼关，拒守甚坚。”（132），正大八年，蒙古将领速不台试图迂回攻破潼关，但被金军大败于倒回谷。（133）从这个意义上说，郭仲元对潼关防御的建议，与宋朝孟珙的三层防御体系相似。而金军在正面战场的防御成功，也迫使蒙古采用更广泛的迂回，不得不执行“假道于宋”的阴谋，对以后的历史有很大影响，从这点来说，郭仲元的潼关防御之策在历史上应该给予应有的地位。
在兴定年间，郭仲元一直在金朝的南线作战，对手或为红袄军或为宋军，几次请战也被宣宗以各种借口拒绝。但是元光元年时，局势对金进一步恶化，原来金朝虽然屡次向铁木真求和，铁木真亦有许诺之意，但是主持对金军事的木华黎却竭力反对，一直以灭金为终极目标，他曾经派遣使者对宣宗说“汝欲议和，可去帝号称臣，当封汝为王。”（134）激起金朝大臣的强烈愤慨。在形势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宣宗不得不将王牌拿出，将其调往凤翔前线。这次蒙古军攻击凤翔，大有一举成功之意，出动的兵力很大，根据金朝获得的情报“二年二月，木华黎国王、斜里吉不花等及夏人步骑数十万围凤翔，东自扶风、岐山，西连汧、陇，数百里间皆其营栅，攻城甚急，合喜尽力，仅能御之。”“近有人自北来者，称国王木华里悉兵沿渭而西，谋攻凤翔，凤翔既下乃图京兆，京兆卒不可得，留兵守之，至春蹂践二麦以困我。未几，大兵果围凤翔”（135）。郭仲元毫无所动，身先士卒，不时出城力战，给蒙古军以沉重打击，而且金朝将士在其激励下亦拼命作战，赤盏合喜知自身能力不足，将指挥权交给郭仲元。西域人出身的马庆祥以及凤翔治中胥谦及其子嗣亨，在出城清野时，遭到蒙古军袭击“人殊死战，良久矢尽。大兵围数匝，欲降之，军拥以行，语言往复，竟不屈而死。”（136），保甲射生手出身的金军将领郭虾蟆（郭斌），在城上发箭射中一人，并在这次战役中“力战功最”（137），战死的将领还有桢州金胜堡提控仆散胡沙以及凤翔万户完颜丑和，在金军的顽强抵抗下，木华黎亦不得不哀叹“吾奉命专征，不数年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不劳余力；前攻东平、延安，今攻凤翔皆不下，岂吾命将尽耶。”（138）。这次战役同兴定末年的完颜弼守东平之战，完颜合达守延安之战，以及凤翔战役期间的金将侯小叔破蒙古石天应之战一起，构成宣宗朝对蒙古最好的战绩。
这次战役后，宣宗授予郭仲元“元帅右监军，授河北东路洮委必剌猛安，赐金五十两、重币十五端、通犀带。”等，根据杨弘道《小亨集》卷四《别凤翔治中艾文仲》（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正大元年他尚在凤翔。刘祁的《归潜志》卷六记载他正大中还为“兵部尚书，皇太后卫尉”不知其卒年为多少。尽管现在新的名词和头衔不断涌现，但依本人之见，郭仲元是金朝后期最优秀的将领，（《金史》称之为“南渡后最称名将云”）以及是整个金源一代最优秀的汉族将领。还是当之无愧的。
（二）李霆部（139）
与郭仲元相比，李霆的战绩显得单调，主要战绩是，兴定元年对红袄军余部“降石花五、夏全余党二万人，老幼五万口，充权海州经略副使。”二年击败宋军于朐山。四年改集庆军节度使，兼同知归德府事。五年，改定国军节度使，兼同知京兆府事。定国军即同州，在陕西境内，总算与抗蒙前线沾点边。但是不久，因为蒙古军大举进攻，聚集在金宋交界处的避难百姓“无虑百万人”陕西行省白撒建议派遣官员镇抚，宣宗想到了他，以其为安抚使，分护百姓之迁南山者。元光二年，李霆死于任上。
（三）驻守桢州之花帽军
元光元年，蒙古军木华黎部进攻桢州，守将女奚烈斡出全力守御，在其传里出现了花帽军的记载“花帽军张提控言：‘兵势不可当，宜速降。’遭到斡出的严词拒绝，但是张提控“至夜，张提控引数人持兵仗以入，胁斡出使出降”斡出不从“遂杀之，执其妻子出降。”（140）《元史》也有记载“壬午，木华黎攻青龙、金胜诸堡，花帽军坚守不下，既破，欲屠之，（史）天祥力谏而止，获壮士五千人。”（141）看来还是经过一番强烈的抵抗的，但是仍然出现了意志不坚定者，元史说收编的壮士中，很可能是张提控其部为主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