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责难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

　　中共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十分不满。吴冷西举了3个实例：“中苏国家关系的恶化是从1958年开始的，就是苏联提出要建立中苏联合舰队，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643），1958年春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向中国国防部提出要求，希望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以便利苏联的核舰队在太平洋的活动；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会见毛泽东时提出，赫鲁晓夫希望中国考虑与苏联一起建立一个联合舰队（158），毛毫不客气地告诉尤金，看来你们是想控制我们（160）；毛泽东1958年决定炮击金门后，苏联曾先后建议派导弹部队和空军驻扎到福建前线（181－182）。其实，早在这些事情发生之前，中共就已经背地里指责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了：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事先“不与各国党商量”（6），就是中共难以接受的，而且中共直到该报告被波兰共产党泄漏出去、《纽约时报》全文刊登时才见到书面文本；毛泽东、邓小平等在一起开会聊天时，认为在这件事上十分没面子，立即就联想到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后来波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说，“苏波关系搞得这样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35）

　　当时的官方认知是，两国间分歧的“实质问题是控制与反控制间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议以后，看到中国威信上升，自认为对他是一个『威胁』，于是采取步骤，试图控制中国（首先在军事上）。……俄罗斯大国主义的幽灵在徘徊，赫鲁晓夫要控制中国的阴谋在进行”。（173）这典型地代表了当时毛对国际环境的看法。赫鲁晓夫1959年9月为改善苏美关系而访美，动身前借口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决定取消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的合同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中共高层从中引出了这样的结论：“赫鲁晓夫......想控制中国，没有得逞之后，就想依靠美国来解决世界问题，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229），甚至可能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208）。1960年5月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时说，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分析是“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271）。周恩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也这样指责赫鲁晓夫，“他企图控制中国，控制不成就公开反对中国”（330）。始终坚持毛泽东当时观点的吴冷西甚至把苏联对中国大跃进的批评也解释为：“赫鲁晓夫在控制中国的企图没有得逞之后的愤懑情绪，对中国的强烈不满，一有机会就发泄出来。”（191）

　　三、对“中苏大论战”的反思

　　1.毛、刘、邓在“中苏大论战”中的角色

　　吴冷西的回忆录表明，在整个“中苏大论战”中，毛泽东是主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则是几员冲锋陷阵的大将，整个领导群完全步调一致，无论是在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还是在中央委员会，都没有任何不同意见。所以，很难把这场大论战以及随后出现的中苏对立归咎为毛泽东的个人责任。

　　当然，论战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导的。他经常处于情感和理智双重兴奋状态，甚至不分昼夜地指导批苏文章的具体细节，连政治局常委会也挪到他的卧室去开。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开始后，毛曾指示说：由于苏联《真理报》发表的“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我们的批评也要指名道性；豺狼当道，焉问服理；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其他的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638） 1964年毛在家里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时提到：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主要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733）

　　在这场论战中决策层的另一个关键性辅助人物是刘少奇。通常，毛泽东不在北京时，刘少奇就主持常委会，发动对其他共产党的公开论战，发表批判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是刘少奇主持下决定的。1964年元旦后中共发表了“六评”，这时苏方希望双方能停止论战。在刘少奇在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要全面地批判修正主义。要在理论上打垮它，要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展开批判。......我们要象对蒋介石那样，“宜将剩勇追穷寇”。现在，我们的口号是穷寇要追，不是穷寇莫追。当然，在追的过程中也有间歇，打打停停。（661－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