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认为：“赫鲁晓夫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上，确实比斯大林谦虚得多，也小心得多。……严格地说，赫鲁晓夫也存在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若比较斯大林当年迫使毛泽东接受那些不平等条款，赫鲁晓夫这时的建议[7]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8]他指出：“斯大林坚持要把中国东北和新疆划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坚持要保持在中长铁路上的部份特权，坚持要中国接受不平等的合营公司……所有这些，赫鲁晓夫上台后都主动放弃或废除了。……因为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任何不满，通常都采取个人协商的办法加以解决，其态度一般也比较谦虚。这些在斯大林时代是不可想像的。”[9]

　　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实用主义立场来看，赫鲁晓夫在对华关系上表现出较低的姿态，这只不过是双方实力变化的结果，不但不值得尊重，反而可以把赫鲁晓夫的温和谦虚视为软弱可欺。毛泽东在1960年的北戴河政治局常委会上就蔑视地把赫鲁晓夫称为“银样蜡枪头”。（168）毛及中共其他领导人过去在斯大林面前从来不敢公开挑战，现在终于找到了挑战对象。虽然中共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执政党，但斯大林在世时毛即使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埋藏在心中。而赫鲁晓夫给了毛及中共登台演出的机会之后，毛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食髓知味”，看到了争当领袖的种种“良机”，自然就不会再安分下去了。

　　“中苏翻脸”发生在大跃进全面摧毁了国民经济之后，全国百姓嗷嗷待粮，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可那时中共领导人真正热衷的却不是救国民于水火；相反，毛泽东、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花了大量时间去开会反覆讨论几篇批判苏共的文章，逐词逐句反覆推敲，甚至直接代替“秀才班子”干起了耍嘴皮子、摇笔杆子之类的工作。为什么舞文弄墨会成为政治局和中共领导人的“头等大事”呢？他们并不是故意不干正事，而是在舞文弄墨的背后有大图谋——为毛泽东争国际共运的“精神教父”地位。在中共高层看来，这比国计民生重要得多。

　　自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铁托号召把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之后，毛及其同事们立即意识到社会主义政权开始面临“合法性”危机，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机会。既然以苏共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主流“出了修正主义”，毛及中共通过高举斯大林主义的旗帜就有可能代替斯大林而成为国际共运的旗手和“精神教父”，那样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将达到顶峰。正如吴冷西所说，中共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2篇文章在全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93－94）这种“巨大的影响”和“引人注目”感正是当时毛及其同事们的动力，因此他们才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舞文弄墨，“悠悠万事，唯此为大”。1960年参加81党莫斯科大会的中共代表团副团长邓小平回国后曾踌躇满志地表示：现在看来，苏共这样一个大党，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种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言论、行动在全世界发生那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中国党站出来说话，任何其他党都不可能起阻挡它的作用。（443）苏共“22大”之后，邓在中央工作会议（7,000人大会）上又说，现在全世界确实只有中国这个大党能够顶住赫鲁晓夫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高度自信和对赫鲁晓夫的轻蔑之心支配下，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开始当面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赫鲁晓夫1959年访华期间参加了中国的国庆10周年招待会，招待会期间，陈毅、彭真、周恩来轮番出场主动找赫鲁晓夫辩论，陈毅更是摆出一介武夫的形像。（224－226）而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却始终站在一边幸灾乐祸。杨奎松指出：“这次会议可以说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有史以来所发生的空前严重的争吵。……赫鲁晓夫刚回到西伯利亚就公开发表批评中国党的言论，其中甚至影射毛泽东是『好斗的公鸡』。......十分明显，1959年10月在北京发生的这场争吵，已经从根本上恶化了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