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波兰事件”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是毛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演出的又一个好机会。当时苏共原打算把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出，刘少奇、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正在苏联，中共警告苏共，这样作要犯历史性错误。当刘少奇等回国时赫鲁晓夫前去送行，他与刘少奇同车赴机场并在车上告诉刘，中苏两党会谈后苏共中央开了一夜会，决定苏军继续留在匈牙利。

　　赫鲁晓夫给了毛泽东及中共在国际共运舞台上表演的机会，毛及中共自然也会投桃报李。赫鲁晓夫把苏共领导人马林科夫等打成“反党集团”时，毛泽东及中共虽对此做法有看法，但以这是苏共内部的事为由闭口不言，仍然竭力支持赫鲁晓夫。而赫鲁晓夫则以增加对中国的援助作为报答。

　　1957年12月毛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有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及60多个兄弟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这是毛和中共在国际共运史中最得意的时刻，也是中苏“蜜月期”的高潮。“这次毛主席访问苏联，与1949年访问苏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威望迅速上升。特别是因为1956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结果引起了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接著又爆发了苏波纠纷和匈牙利事件。在这浪潮中，中国党俨然中流砥柱，……从发表『论无产阶级政治的历史经验』到『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影响。中国党在国际上越来越引人注目。毛主席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访问苏联的”。（93－94）在大会上毛作了3次发言，会议期间不停地穿梭外交，表现出十足的“明星”丰采。

　　在这次会议期间苏中两党俨然并肩成了国际共运的共同领袖。最让毛泽东得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阵营应以中苏为首。（131）。毛对赫鲁晓夫的回报是，在国际共运家族中率先提出要以苏联为首，其实那时正是毛在中共党内高层指责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的时候。为了得到国际共运领袖的地位，毛并不在乎与“修正主义者”相互提携。那次会上，双方确实合作得亲密无间，毛与赫鲁晓夫商定，由中共出3人、苏共出3人，双方包办会议共同宣言的起草等事宜（100），全然不考虑还要不要尊重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平等原则。

　　但是，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别有用心地提出要“以苏联为首”，波兰、南斯拉夫等执政党均表示反对。波兰的哥穆尔卡既不赞成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也不赞成再像斯大林时代那样组织类似“第三国际”那样的机构，甚至连各国共同出一个刊物都不赞成。（103）然而，毛泽东一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并再三对这些国家做工作，要他们认同他提出的“要苏联为首”的主张。毛解释说，提出“以苏联为首”是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情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互相合作。

　　3.毛泽东及中共开始挑战赫鲁晓夫的国际共运领袖地位

　　但赫鲁晓夫与毛之间的“蜜月期”毕竟是短暂的，彼此对对方的态度很快都发生了变化。对赫鲁晓夫来说，在国际共运这个舞台上，1957年莫斯科会议以前毛泽东及中共的利用价值最大，此后赫鲁晓夫虽然为了保持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声势而不会与中共过不去，但他也不可能再给毛及中共更多的好处了；而走上了国际共运舞台的中共领导人却雄心勃勃，得寸进尺，急于充当真正的“国际领袖”，在赫鲁晓夫面前表现得越来越咄咄逼人。

　　实际上毛及中共并不是真心要让“苏联为首”，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上只是个为其实用主义目的服务的集团，毛的意图是让苏联充当反帝和与美国对抗的“老大”，这就是毛1957年力主在“莫斯科宣言”中写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这种强硬的反帝立场当时便遭到波兰等国的激烈抵制。正因为毛坚持对美国的这种立场，导致他极度反感赫鲁晓夫提出的“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建设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新外交思维。毛的护士长吴旭君曾有如下回忆：“毛泽东受不了这种欺辱，不管是五十年代来自美帝国主义的，或是六十年代来自苏联老子党的。毛泽东认为这两个大国都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更没有对新中国存在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予以重视。这些都深深地刺痛了他。”吴旭君引用了毛私下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的真心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著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所以，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子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6]所以，毛领导下的中国始终不肯加入“华沙条约”和“经互会”。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闹翻后，罗马尼亚党代表团前往北京斡旋，并提出要中国加入“经互会”，中国方面始终回避这一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