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密尔这样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对人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是非常深刻和睿智的。人性中有利己的原始一面，也有利他的道德冲动。他既是一个像霍布斯、洛克所描绘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也有可能是一个康德所说的拥有道德自主性的伦理人、社群主义所希望的对群体有文化归宿感的社会人，以及公民共和主义所寄托的具有公共责任感的政治人。而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不仅依赖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更与社会的文化环境、个人所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知识和文化的领导权在谁的手中，一个国家的国民就最有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西方近年来在与政治自由主义论争过程中逐渐复兴的公民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也逐渐为中国知识界所引进和熟悉。这两种思潮有效地弥补了权利自由主义在人性、德性和公民参与方面的不足。作为整全性的自由主义，可以像古典自由主义那样，将它们容纳将自己的理论体系，以强化自由主义的伦理和德性基础。

　　公民共和主义强调一个社会的公共善。所谓的公共善，就是当代中国特别匮乏的核心价值和公共文化。它不仅是有关正义内容的政治的善，也是与该核心价值相应的伦理的善，即人道、理性、宽容等良善品质。在一个民主社会之中，公共善并非本质主义的先验规定，而是在公民普遍参与的公共商议过程中逐渐形成。一旦形成，社会政治共同体便具有了共同的目标，这样的目标影响并规约了公民们的个人选择。当我们说公民具有自由选择权利的时候，这个自由除了不得侵犯他人利益之外，同时也会受到公共善的制约。当代人的困境在于，虽然有了选择的自由，却缺乏相应的选择能力，不知道如何选择，按照什么去选择。自由和选择成为不可承受之重。人只是作为一个意志的存在，其理性反思能力和内在德性资源都被掏空了，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都不再有正当的理由，要么人云亦云，为社会的流行意见所摆布，要么自甘沉沦，成为一个被异化了的物欲人。公民共和主义虽然鼓励人们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选择，但对于什么是好的和善的，却认为需要通过公共善的建设给人以理性的指导，并鼓励公民在参与公共善的建设过程之中，使自己的德性得以提升。

　　社群主义在培养公民的德性方面与公民共和主义相似，但它更强调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形成个性、人格和德性中的作用。一个人的选择与自我的认同、自我的目标紧密相关，而自我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不是没有历史文化内容的意志的自我，按照社群主义的解释，自我是构成性的，有根基的，这个根基便是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文化传统。社群赋予个人以深刻的文化和心理的归宿感，也塑造了自我的目标、品质和德性。社群主义强调自我与社群的良性互动，权利与义务的适当平衡，有助于克服现代人日趋严重的“唯我式个人主义”倾向。

　　从思想史的血缘关系而言，公民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有众多近亲关系，而社群主义近年来也有与自由主义相互融合的趋势，像查尔斯·泰勒、桑德尔都是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底色的社群主义者。中国的自由主义如果要回应古典主义的挑战，战胜形形色色的物欲主义、犬儒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除了回归康德、密尔的近代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之外，如何从当代公民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中吸取相关的思想资源，重新整合为富有伦理和德性精神的整全性自由主义，恐怕是解决问题的方向所在。

　　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继续演绎着一场知识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无论在理解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性、提出现代性的大思路、大理论，还是回应普遍性的精神心灵危机，中国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在这场文化争霸战中占据优势地位，相反地，由于他们在理论上墨守教条、满足常识，正在失去一大批年轻的知识精英。这些年轻人如今更热衷于激进左翼与古典主义思潮，认为它们有新意，有深度，认为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在当代中国，当儒学被去政治化的时候，10自由主义也在被去伦理化。自由主义在伦理道德问题上的缺席，使得它正日益失去知识和文化的市场，失去一大批从学院精英到城市白领的知识大众。

　　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市场和法律的制度性安排，不仅是一套公正的、理性的程序，它同时也是一种内涵着文化精神、道德力量和德性伦理的理念。作为启蒙运动以后第一个世俗的宗教，自由主义所提供的核心价值、公共文化和个人美德，曾经在吸引了众多进步人士为之而着迷、奋斗和献身。曾几何时，自由主义被逐渐工具化、技术化和去伦理化，失去了其早年曾经有过的道德光芒。如今，当古典主义填补自由主义留下的空缺，以一种伦理的姿态重新崛起的时候，自由主义已经到了置死地而后生的时刻。为了回应古典主义的挑战，战胜弥漫于中国的犬儒主义、物欲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自由主义必须回归到近代古典时代，回归到整全性自由主义，重新发扬自由主义的伦理精神。而在这一回归的过程之中，公民共和主义和社群主义可能是使自由主义获得提升的重要资源。

　　在1990年代，围绕着社会公平问题，自由主义面临的是新左派的挑战，虽然这一挑战并未终结，还在继续深化，但新世纪以来在伦理道德战场上，自由主义又面临着中外古典主义的崛起。古典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他们对现代性缺失的批评展现了古代哲人深刻的睿智。对于古典主义的崛起，自由主义不应是简单排斥，嗤之以鼻，而是应该积极地展开对话互动，寻找自由主义与各种古典主义包括儒家、道家、佛教和古希腊哲学的接榫点，通过内化古典主义的合理价值，提升自由主义的理论层次。在历史上，自由主义曾经成功地回应了社会主义关于平等问题的挑战，发展出平等自由主义，那么，只要自由主义有足够的耐心、谦虚和知识上的智慧，也有可能化解古典主义的挑战，发展出伦理自由主义，以克服人类越陷越深的精神危机。

　　注释：

　　1 参见伯尔曼（Harold Berman）：《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三联书店（北京）1991年版，第35页。

　　2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2001年版，第463页。

　　3 麦克弗森（Macpherson）：《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4 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北京）1989年版，第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