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历史系教授，代表作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启蒙的自我瓦解》（主编）等。
编者按：2007年6月12日，浙江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以“中文语境下公共哲学研究的回顾和前瞻”为题，邀请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多位学术工作者假杭州举行座谈会（钱永祥主持），探讨两岸三地有关政治哲学研究的经验与前景，会中部分学者以自由主义的处境为关怀焦点，引发了热烈而丰富的讨论。会后，华东师大许纪霖与台湾大学江宜桦两位教授倡议，有关学者将发言内容整理成文章，作为笔谈在本刊发表，获可助益进一步的思考讨论。
西方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在上世纪末发生了从整全性自由主义向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转向。密尔、康德以来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都是整全性的，有一套关于从个人伦理到社会政治的完整学说，这套整全性学说成为自由主义制度和法律的价值基础。不过，自197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主义在西方强劲崛起，各种不同的宗教、道德和哲学学说与自由主义争夺文化领导权，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主流传统，为了扩大正义原则的公共文化基础，不再将自由主义建立在特殊的一己学说之上，而是从各种异质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之中寻求“重叠共识”，从而从整全性的自由主义退为政治自由主义。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这一转向，有着其回应文化多元主义挑战的特殊背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自由主义，是否有必要紧随西方，从整全性自由主义变为政治自由主义？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的自由主义与西方不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如何“统战”富有生命力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乃至各种多元文化，在正义问题上达成“重叠共识”，它所面对的是一个日趋价值虚无和文化真空的社会，需要自由主义拿出一个从伦理到政治的整全性叙述，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公共文化和法律制度提供基本的核心价值，奠定社会伦理与政治的一般基础，并为人生的意义（个人美德）问题指出一个规范性的方向。这一要求并非苛刻，事实上，从密尔到康德的整全性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源。如何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义，获得从德性到知识、从伦理到政治的文化领导权，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面临的重要使命。
一、物欲主义的弥漫与自由主义的缺席
当代中国所出现的，是伯尔曼（Harold Berman）所说的“整体性危机”。所谓“整体性危机”，乃是指从个人到民族都迷茫于生存的意义何在，应该向何处去？人们对制度和法律产生严重的不信任，宗教信仰丧失殆尽，整个文化面临彻底崩溃的可能。1 虽然经济的高速发展使中国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经济大国，发达地区的居民物质生活也实现了小康，然而，如民间所流传的那样，“形势大好，人心大坏”，物质生活的空前繁荣与秩序的不稳定、精神的虚空同时并存。晚清以后，当传统的宇宙－社会－心灵秩序崩溃以后，中国一直处于政治秩序危机和心灵秩序危机之中。虽然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这两种危机得到了暂时的克服，但到1980年代以后，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危机再次延续。自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和市场为轴心，社会不断地发生分化，如今的中国已经基本脱离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逐步演化为一个个人主义的社会。
不过，这一个人主义的社会，并非洛克式的自由主义社会，而是霍布斯意义上的“唯我式的个人主义”（egoistic individualist）社会。在这一社会中，人人充满无穷的物质欲望，谋取的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个人与个人之间，是相互断裂的，有市民而没有市民社会，有法律而没有法治。原子化的个人无法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重新整合，只能依靠威权主义的强势政府，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只要政府的统治稍稍弱化，就会蜕变为一个弱肉强食、异常残酷的丛林世界。在制度性秩序缺失的背后，是公共文化和核心价值的匮乏，社会对善恶是非这些最基本的问题普遍持有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暧昧态度，乃至于价值上的虚无主义。法律形同虚设，并不被人们所信仰，社会秩序只是靠着趋利避害的理性计算得以维持。
在这个社会中，政治也被私欲深刻地腐化了，成为各种私人利益争相追逐垄断性资源、权力寻租的场所。在堂而皇之的“公共利益”之下，都能找到或明或暗的私欲冲动。政治失去了其公共性，成为了私性的政治。霍布斯式的个人主义社会，没有宗教，也不需要道德，但它需要一种为国家和大众所共同尊奉的新意识形态。这便是市民政治学。市民政治学将政治看作是对私人欲望的满足和交易，其核心精神不是政治的，即古希腊时代的民主和公民参与，而是经济的，即国家的强盛以及民众物质生活的富裕。一个强势的国家威权，正是市民政治学得以实践的首要因素。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19世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性的、人道主义的，并且是由知识分子来倡导的。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最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2
市民政治学同时也需要一套市民的人生价值观作为其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基础，这就是如今在中国普遍弥漫的物欲主义享乐观和人生观。物欲主义的出现，从历史过程来看是对毛泽东禁欲主义的反弹，是1980年代以来对人的自然欲望解放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取决于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欲望的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便需要改变对人性、快乐和道德的理解。物欲主义所理解的个人，乃是一种麦克弗森（Macpherson）所指出的那种“占有性的个人主义”。3按照霍布斯和洛克的预设，所谓个人就是自己禀赋和财产的占有者和消费者，他不是德性的主体，而是个人欲望的主体。丹尼尔·贝尔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与众不同的特征是，它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欲求超过了生理本能，进入心理层次，它因而是无限的要求。”4 当对人性的自我理解发生变化以后，享乐主义的道德观也随之出现了。“在过去，满足违禁德欲望令人产生负罪感。在今天，如果未能得到快乐，就会降低人们的自尊心”。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