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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松: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 ——本质主义与文化多样性
来源: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思想战线  作者:田 松  点击:次  时间:2009-09-19 00:51于哲学网发表

 摘 要:在历史上,科学与宗教(基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这些关联以潜在的形式延续到现在貌似差别巨大的科学与宗教之间。通过对科学与宗教的平行分析,可以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某些对称的特征。宗教教义之中也存在着严格的逻辑推理,而一贯被认为属于宗教的信(信念、信赖、信仰)也是科学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科学和传教这种似乎正相对立的活动中,竟然表现出诸多相同的特征。其深层原因在于,两者都具有本质主义的基本理念,一方是科学主义者,一方是本质主义基督徒,都在本体论上相信外在客观世界的存在,并在认识论上认为其自身是对外在世界的真正的唯一的解释,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排外和独断的特征。因而,这两者都与文化多样性有根本的矛盾。
关键词:平行分析,科学主义,本质主义,文化多样性,科学与宗教

  在中国长期的科学主义语境中,宗教被认为是科学天然的敌人。两者长期被置于对立的位置上。本文将从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平行,讨论科学和基督教信仰之后隐藏的共同的本质主义假设,并论证本质主义与文化多样性之间的矛盾。

一,科学主义与本质主义
  科学主义问题是一个老问题,近些年来,国内部分科学文化领域的学者在新的背景下又展开了新的讨论,并形成了一系列文本。在2002年科学文化上海会议的学术宣言中,对科学主义做了如下表述: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唯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并试图以科学的知识模式延伸到一切人类文化之中;科学主义采取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自然观;在联系世界的社会层面表现为技术主义,持一种社会发展观,相信一切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并认为科学的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都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并且一定能够通过科学及技术的完善得到解决。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科学主义主张征服自然,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资源;从环境伦理的角度,认为人类有能力也有权利对自然进行开发。[3]

  在2005年第三次科学文化会议的学术备忘录中,又进一步指出,科学主义背后的深层理念 “有两个主要成分:一、本质主义。二、对于单向进化的盲目信念。”具体阐释为:

  本质主义是指,相信存在一种外在于人类文化的某种客观的本质,并相信科学能够掌握这种本质,乃至于已经掌握了这种本质。这种本质蔓延在人类社会的一切领域,包括社会形态。进而相信在所有方面都存在一个超越文化、超越地域、超越民族的、冥冥中的尺度(简称为“冥尺”)。比如相信人类社会的每一种社会形态、人类个体的每一种思想观念,都在冥尺上标定着位置。这种冥尺逻辑代表着一种单向的直线的进化观。[4]

  所谓本质,意味着超越了表象。所以本质本身是与超越性相关联的。本质主义的理念在各种领域各个层面都有表现。比如从古希腊开始的原子论,那就是相信,存在一种超越物质具体形态的基本构成单元。这种观念在19世纪末被门捷列夫发展出科学理论。如果原子是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则关于原子的定律也当然是超越具体物质形态的。整个科学,也是在寻求这种最绝对最普遍的超越性。而既然是绝对的超越性,则必然是唯一的,因而必然是排他的。进而,必然与多元性、多样性、地域性理念存在着矛盾与冲突。
  与此类似,在基督徒看来,基督教的上帝同样具有绝对的超越性,也是唯一的,排他的。尽管这个上帝,曾经只是希伯来一个民族的神。
  
  这种超越性在我看来,是一种信念,是一种基本预设。科学主义的本质主义预设可以分解如下:1,相信存在一个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外部客观世界,然后2,相信这个客观世界存在一个同样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规律,再后3,相信这个客观规律可以被人类所掌握,最后4,相信这个客观规律,就是自己被自己所解释的科学。
  这四个预设的前两个是实在论的本体论预设,后两个命题是可知论的认识论预设。然而,这四个命题并不是相互蕴涵,可以从1推到4的,而是四个独立的假设。虽然科学主义者往往不对这四者进行区分。
  我的问题在于,有限的人类,如何能够认识到唯一的那个具有绝对超越性的冥尺?

二,科学与信[5]
  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及其规律,这种实在论假设曾经是经典科学的工作前提。科学一度被认为是真理,是经过证实了的知识。人们相信,一个个科学定律就如一个个坚硬的本质主义砖头,随着科学的“进步”,这样的砖头越积越多,最终可以建成一个包罗万有的,可以对于全部世界(自然世界乃至于人文世界)作出终极解释的理论大厦。这是人类早期巴别塔理想的一个变形。
  科学哲学的滥觞逻辑实证主义试图证明,科学是被证实了的知识。打个比方来说,是想要证明,科学砖头是绝对结实的。卡尔纳普和纽拉特等人提出“统一科学”的构想,则相当于试图用这种科学砖头建造一个包括万有的理论巴别塔。
  然而,到了卡尔·波普尔,他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波普尔提出了相反的科学划界标准:证伪——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在于科学是可错的。这个划界标准宣布了理论巴别塔的不可能。与此类似,物理方面的玻尔互补原理,数学方面的哥德尔定理,都从另外的角度否定了理论巴别塔的可能性。
  再后,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指出了科学的社会建构属性,科学之砖的坚硬度进一步下降。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之后,制造科学之砖的手被更加强烈地凸现出来。科学之砖是人造的,而不是客观的,外在于人的。
  既然是人造的,就不可能是绝对坚硬的。科学的绝对超越性本身,也是建构的,或者说,是一种信念。
  哈佛大学科学史教授史蒂文·夏平在《真理的社会史》中对于科学共同体初建时期的历史进行了考察,他认为,早期科学共同体成员彼此信任,是因为他们都是绅士,值得信任。而社会公众相信他们发现的新知识,同样因为他们是绅士,是值得信赖的社会阶层。[6] 至于他们所发现的科学规律本身,普通公众是无法辨别的。普通公众之接受科学,首先不是因为理解了科学,是因为他们相信科学共同体这个社会阶层。
  在科学主义成为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之后,科学被视为真理的代名词。这时人们对于科学的相信,更加远离了科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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