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这一判断所暗示的，伯林的论文带上了1950年代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裂的强烈印记。伯林相信，虽然对自由的积极理解也许曾经具有高尚的甚至是高贵的源头，但它现在已经偏离它已经达到的自由主义起点，而长眠在“我们时代的许多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教义深处。”他的论文既是一种解释，也是一种警告，而他发现同样重要的是—正如他最后宣称的—坚持认为，消极自由的概念提供了“比较正确，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要比那些在大规模的，受控制的权威结构中，寻求阶级、民族或全人类‘积极’自我做主的理想的人士，所持有的目标，更为正确，也更合乎人性”。
　　
　　我们怎样理解这种信仰告白呢?当伯林追问自己，他所阐述的两种概念中哪一种“更正确”时，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含糊其辞的。用哈贝马斯的方式来说，伯林心目中的问题也许是两个概念中哪一个更符合我们最深层的人类利益和目标。但是如果那就是他的问题，那么我看不出这个问题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也许作为干涉的缺席的自由观念对他自己在其中写作的社会是更为正确的，在那种社会中，作为自我完善的自由理想已经被广泛地当做一个宗教的和集体主义的噩梦，谢天谢地，“自由世界”已经从中醒来了。但是在更早的时期，同样的理想一直是一个美梦，而不是噩梦，而在当前的许多西方社会中，存在着新的宗教信仰运动，自由的积极概念在其中正是用来响应比只是具有我们想要的尽可能多的自由行动的机会这种消极的观念深刻得多的目标的。哪一个概念最符合我们的目标的问题总是依赖于什么是我们相信应当赋予人性的规范特征，如果有这种特征的话。但是这个问题是我们的神学家们和哲学家们争论了数个世纪的问题，而且根本看不出他们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设法达到最终的一致。
　　
　　然而，当伯林追问关于自由的正确概念时，也许他是想问哪一种是分析表达这个概念的术语的正确或正当的方式。如果这就是他的问题，那么对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一个明确的答案这一点甚至就更为清楚了。正如我已经在通篇演讲中努力表明的，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于历史的洪流之外并提供对诸如自由和自律这样的词汇的中性定义的信念是完全值得放弃的。因为这些术语具有如此深刻的规范性，如此高的不确定性，并与意识形态争论的如此漫长的历史具有如此千丝万缕的联系，理解它们的谋划只能是努力把握它们在我们的历史和我们自己在那种叙事中的地位中发挥的不同作用。但是我们越是从事这种研究，我们就越会明白并不存在对任何这类关键词的中立分析。历史就是一切。
　　
　　 尽管如此，我最终必须努力不要像我的批评性那样独断，特别是因为(在一切事情当中)独断地谈论自由这本身就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我十分欣赏伯林在他最好的时期似乎如此容易地表现出来的宽容语调。在谈论我们关于自由的历史和哲学的争论时，他使他自己的分析接近于一种深思熟虑的反修辞风格。他最终满足于认为在谈论自由的概念时，“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我在这里乐于响应他的号召。